身世之谜

　　《离骚》所述为何与《史记》所载相矛盾？屈原究竟是巴人还是楚人？

　　乐平里的“籍贯谜团”

　　一个偶然事件，仿佛在地下耐心等待了两千多年，现在终于爆发出来，执意要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这个事件发生在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

　　乐平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香火旺盛。两千多年前，屈原正是从这里走出三峡，前往当时的楚国都城——郢都，施展他满腔的抱负和才华。作为楚国的重臣、楚怀王身边的亲信、一个为楚国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人物，屈原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地道的楚人，一位楚国的爱国者。两千年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即使在大规模三峡考古发掘开始以后，鄂西地区大量巴文化遗址被发现，人们也丝毫没有怀疑过屈原的楚人身份。

　　但三峡考古推进至1997年时，一把洛阳铲打破了我们延续两千年的屈原身世传说。在屈原故里乐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战国时代的楚文化遗存。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乐平里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几乎全是巴文化的遗存。

　　眼前的考古证据与长久以来的历史认知发生了坚硬的对撞。到底是历史的哪个环节出错，还是我们对一些记载和传说的认识发生了误解？

　　一个大胆的猜想浮上专家们的心头：屈原是巴人，而非楚人！

　　楚地墓掘出大批巴人墓

　　秭归这个三峡文物埋藏丰富的地方，客观上促成了屈原身世的惊世发现。

　　在这个战国时属于楚国版图的地方，清理出来的战国文物却并没有多少楚文化痕迹。这些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包括少量的玉器、琉璃器等。这些青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看，都显示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典型的楚文化器物造型和纹饰是龙，乐平里发现的这批战国器物中，羊、鸟等典型巴文化的造型和纹饰却成了主角。

　　这批青铜器中的兵器更是关键，剑、矛、钺、斧等，相对于当时中原及楚国兵器的长度，都明显短小。这是巴人兵器的明显特征。而且，兵器上清晰可见的虎纹等巴人图语比比皆是。

　　专家们注意到，尽管这里也发现有少量的楚文物，但代表楚国青铜器典型技术的错金、错银，却很难见到。这种现象，在楚地战国墓葬的发掘中是少见的。

　　楚国地域内的战国墓葬没有楚文化特征，却处处显示这是一个巴文化盛行的地方。这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惊人的疑问由此提了出来--生长在乐平里的屈原，难道是巴人？

　　莫非司马迁弄错了？

　　关于屈原的身世，历史上最明确的记载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这句话，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楚之同姓”的意思，如果是指屈原和楚王同姓，但楚王却姓熊，不姓屈；如果说屈原与“楚国”同姓，又显然说不通。

　　司马迁这句话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史记》里有一百多人的传记，介绍姓氏的时候，几乎很少使用“某之同姓”这一表述方式，为什么唯独在介绍屈原的时候用了这奇怪的表述？

　　如果《史记》的记载让人无法理解，那么读过屈原自传式的诗歌《离骚》之后，就更让人一头雾水。屈原在《离骚》里自述道：“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翻译成白话，就是“家人根据我出生的日期，给我起名为正则，取字为灵均。”显而易见，正则、灵均，与屈原、屈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姓名体系。

　　为什么屈原的自述与司马迁的记载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有误，还是屈原在《离骚》里的自述不可信？

　　专家们认为，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严谨态度，他不太可能在记录一个自己高度推崇的人物时，连这个人物的基本身世都模糊不清。

　　专家们同时注意到，《离骚》里自述的“正则”、“灵均”这两个名字，分明又带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其中蕴涵的巫术气息，简直可以用“扑面而来”形容。这和屈原故乡乐平里发现的大面积巴文化遗存不谋而合！巴人正是一个以巫文化著称的族群。

　　质疑司马迁的记载并无足够依据，《离骚》的自述又显示着明显合理成分，屈原身世之谜的正解在哪里呢？

　　千人同唱《下里》《巴人》

　　文献记载的矛盾，证明屈原身世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但考古发掘并不是唯一的证据。战国时代的巴楚疆域，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

　　郢都是战国时候楚国的都城，据说就是今天湖北的钟祥。两千多年前，这个城市流行两首“通俗歌曲”，一首叫《下里》，一首叫《巴人》。

　　屈原的得意门生，《楚辞》的另一个作者宋玉，曾经在一次与楚王的谈话中说：“有个外地客人在郢都的繁华闹市唱歌，一开始唱《下里》、《巴人》，跟着就有几千人附和着唱起来；再唱《阳阿》、《薤露》，跟着有几百人合唱；而当他唱起《阳春》、《白雪》的时候，跟着合唱的仅仅几十个人。”宋玉用这个近在眼前的生活现象告诉楚王，曲愈高而和者愈寡，他要楚王放弃对他的猜忌。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认为，《下里》、《巴人》是两首当时很著名的巴人民歌，这两首歌竟然在楚国的都城里引发几千人的大合唱，证明巴文化在当时已深深浸入了楚文化。

　　作为宋玉导师的屈原，也置身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中。所以，屈原同时深受巴楚两种文化的影响，这个立论是可以成立的。

　　巴族大巫师？

　　《离骚》里说的“正则”、“灵均”为何都是巫师的法号？如果屈原不是“巴”巫而是“楚”巫，何以最终落得四面受敌？

　　屈姓是楚王所赐？

　　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首席学者王红旗这样理解《离骚》的自述：屈原出生于楚地的巴人世袭巫师家庭，而他本人也是巴族的大巫师。

　　《离骚》里说的“正则”、“灵均”都是巫师的法号。在《山海经》里有关于“灵山十巫”的记载。古汉语研究证实，战国时代的楚地，“灵”“巫”这两个字相通，“灵山”就是巫山，也就是上古巴人所居的中心地带。正则、灵均都是“十巫”内传的巫师名称。

　　这就能够解释屈原自述里的“正则、灵均”之意。而《史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应当解释为楚王所赐的姓氏和名、字。“屈”是楚国三大贵族姓氏（屈、景、昭）之一，而这三大姓，均源于楚国王族。

　　楚国政坛的“外来户”

　　这个用天才般的激情影响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一代文豪，难道真的是巴人吗？如果屈原是巴人的推测成立，另一个千古之谜也许就迎刃而解了——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

　　屈原因其才华横溢的文学造诣和出类拔萃的政治理想，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司马迁记载他一度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楚王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竟落得一再流放，悲惨死去的地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王红旗认为，导致屈原这种政治遭遇的根源，很可能正是他的巴族身份。司马迁说屈原“与楚同姓”，既可以暗示其异族身份，也同时说明其“屈”姓来源于赐予。

　　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屈小强在《屈原悬案揭秘》一书中，试图复原屈原的身世。他认为，屈原本是巴人的巫师，巴楚结盟以后，才进入楚国的上层。可惜两国的结盟关系最终破裂。作为巴国结盟代表的屈原，自然在这个时候被楚怀王冷落，进而遭受政敌的排挤和打击。如果屈原不是“巴”巫而是“楚”巫，世袭的巫师在战国时代的南方国家拥有极大权势，就算屈原的抗秦主张被楚王抛弃，也不会最终落得四面受敌，自身难保的地步。

　　王红旗强调，在《离骚》里，屈原问“同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又问“初既承于言兮，后悔顿而原它”，字字句句都在责问楚王的背信弃义。

　　楚辞之谜

　　《楚辞》中绚丽的梦幻色彩，是从哪里汲取的养料呢？《楚辞》里神人相恋的神话，为何与“巫山神女会襄王”如此相似？

　　《楚辞》汲取巴文化的养料

　　以屈原诗歌为主体并代表屈原文学成就的《楚辞》，以其奇异的想象、梦幻般的意境、雄阔的场景和瑰丽绚烂的色彩，为中国浪漫文学树起一面旗帜。这种以一个人的苦难为灵魂的浪漫诗歌，在《楚辞》诞生以前并没有先例。屈原诗歌中那些绚丽的梦幻色彩，是从哪里汲取的养料呢？

　　专家们发现，能为屈原的诗歌提供如此养料的文化，正是巴文化！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说：“屈原之前，我们现在所知峡江地区能称得上强大的族群，只有巴人和楚人。楚人在春秋以前，还只是一个小国。楚国直到屈原所在的战国时代，历史也是短暂的。这样国度的文化根基，要作为屈原《楚辞》的土壤，恐怕还无力承担。”

　　管维良认为，在峡江地区，只有巴文化在远远早于楚文化的时候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在这里向四周流传的巴歌与神话传说，都成为屈原创作的灵感来源。

　　重庆师大教授董运庭认为，《楚辞》里的巫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巴人正是崇尚巫鬼的民族。《山海经》里记载的“灵山十巫”，早已被证明是巴族的先人。巫文化在巴人中源远流长。如果说屈原的《楚辞》不是受巴人巫文化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屈原是最早解读巴歌的人，抑或他本身就是巴歌的创始者。他那充满巫韵氛围的话语王国，几乎就是古代峡江巴人习性和风物的生活写照。

　　资料表明，屈原的祖上应为巴地庸国的巫官。这就无怪乎屈原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神巫色彩。死去两千多年的屈原的身世被留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但古老的巴歌楚韵却仍然被后人广为传诵和品味。作为一种前驱文化，巴文化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

　　屈原“自画像”酷似巫师

　　《楚辞》中的巴文化成分，不仅藏于远古神话，更藏于现世的生活之中。

　　证据比比皆是。在屈原的诗歌里，经常有召令神灵为其服务的华丽词句；《招魂》等作品中，还经常变换主人公的男女性别。专家们认为，这些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修辞手法，如果放在巫师的身份上，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身份的变换通常出现在巫师祭神表演时的角色变换中。

　　在重庆黔江、酉阳一带，今天被视为巴人后裔的现代土家人中，仍有“土老司”（巫师的别称）在作法时，使用这种转换角色的表演方法。

　　对远古神话有深入研究的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对这个发现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正是《楚辞》与巴文化的暗合之处。

　　现在的巫山、巫溪等地，“土老司”跳丧时必身着长袖大袍，头戴特定的头箍，手拿法杖、司刀。这样的风俗，在许多文化学者看来，都与《楚辞》中屈原的形象非常吻合。在《涉江》里，屈原描述自己头戴高冠，长袖大袍，腰配长剑，以奇特的造型引起了楚王的关注。而现代“土老司”跳丧的舞蹈动作，在屈原的《招魂》里也有明确的表现。

　　死因之谜

　　当考古学撞击传统的屈原身世定论的时候，关于屈原真实的死因，也在一系列的质疑中成为新的谜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屈原身上的巴人影子。

　　屈原并未投江自杀？

　　每年端午节，我们都要重述那一段似是而非的传说——屈原“投汨罗江自沉”，家乡人为防止饥饿的鱼虾伤害三闾大夫的身体，用龙舟将裹着大米的粽子投入江中。据说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起源。

　　屈原真是死于投江自杀吗？新的立论层出不穷。一度有人说屈原死于政治谋杀，或者是中毒而死。北京学者王红旗认为，从屈原巴人巫师的身份看，他不会投江自杀。在古代，自杀属于大家非常忌讳的“凶死”，身为巫师的屈原不会明知故犯。他说，屈原是自然死亡，巴人的船棺是屈原最后的归宿。

　　在王红旗看来，许多推测都来自屈原的作品中。虽然屈原在他的诗歌里多处提到“赴江湘之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要自溺。许多人发现，屈原的《惜往日》中写有“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满篇的追死之词、赴死之意，感觉就是屈原写给自己最后的挽歌。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屈原最后的作品，创作时间离他自沉汨罗江不会太久。

　　事实果真如此吗？王红旗说：屈原此诗创作的地点在沅水、湘江之间某地的“玄渊”（黑水潭），位于今天湖南省的中西部；传说中屈原投水自尽的地点是汨罗江，位于湖南省的东北，两地相距很远，屈原是无法写完《惜往日》之后立刻就自杀于汨罗江的。

　　人们都认为，屈原是在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郢都（公元前278年）之后不久就自杀，死时大约62岁。王红旗据此分析，屈原记述郢都沦陷的作品《哀郢》中有“9年而不复”的句子，是说他亡国后9年都没有回到郢都。如果屈原在楚国亡国后很快自杀，怎么能有“9年而不复”的说法？照此推算，屈原起码活到71岁高龄之后才去世，如此年纪死去，在那个时代算得上寿终正寝了。

　　船棺葬被误认为投江？

　　王红旗分析，屈原投江自尽的传说，其实正暗示了屈原选择的下葬方式。船棺水葬是巴人生活中一种主要的葬俗之一。所谓船棺水葬，是为了防止尸体漂浮，用沙石将尸体固定在船棺内。船棺在水上漂流时，死者亲人划着船，不停地向船棺里投放沙石（包括食物、生前用品和其它的随葬物），促使船棺沉没，以完成葬礼。汨罗江位于湖南省东部，靠近江西省的地方，当地百姓对巴人的船棺水葬原本毫无所知。因此，当地人见到屈原死后使用的船棺葬，在千百年的口口相传中，最终误传为屈原自沉汨罗江而死。

　　端午节龙舟竞渡、向江河里投放粽子的习俗，乃是模拟再现屈原船棺水葬的场景。王红旗得出了这个结论。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同于这个认识——屈原是巴人。但这个认识至今仍处于猜想之中，尽管随着三峡考古的推进，我们已能看到越来越多有关这个猜想的证据。

　　一把洛阳铲，挖出一个惊世大猜想——屈原很可能是巴人，而不是两千多年来一直认定的楚人。史料记载，屈原的祖上本是巴地庸国的巫官。

　　死去两千多年的屈原的身世被留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但古老的巴歌楚韵却依然被后人广为传诵和品味。作为一种前驱文化，巴文化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

　　■本报记者 陈雪莲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