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昊 整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几位在重庆躲避战乱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四川境内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一天，他们到了一个被称为大佛湾的地方。当他们走进一个石窟，拧亮手电筒时，一个奇妙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大足石刻。

　　1986年邓小平在大足石刻前，连声赞叹：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历经千年风雨，佛教在改变着中国，中国在改变着佛教，到了宋代，到了大足，终于完成了佛教艺术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三峡博物馆馆长王川平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终于感受到了重庆文化的力量。

　　石壁上的哲理乾坤

　　大足石刻，被亿万双眼睛索寻的明珠瑰宝，每一窗视界都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愚昧浅薄的人看她，不过是荒废的遗址或几尊石菩萨；聪明睿智的人看到她，是完美的艺术、镌刻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哲理的禅悟与诠释。

　　最早的斧凿清音

　　第一声斧凿清音从隋大业年间、大足的山峦深处传出后，我们便看见了晚唐昌州节度使韦君靖，那镌刻于大足北山石壁上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笑意。

　　因为他一生驰骋沙场，杀人无数，担心死后下地狱，便在北方难民中招募画师工匠，开始凿刻千手观音。这一来，便拉开了继云冈、龙门之后中国第三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当然韦君靖的内心意绪可能是复杂的，大足石刻的开凿动因也许没那么简单。这个问题留到后面细说。

　　过了282年，第二声更为洪亮的斧凿清音又出自南宋（公元1174年）宝顶山赵智凤之手。赵智凤出生大足宝顶山贫苦家庭，小时候为母病求医于古佛岩师，母病愈后，他便落发出家，以化水治病普渡众生，弘扬佛法。清苦70多年，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中国佛教密宗史上仅有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声势之盛，倾动朝野。

　　一个为自己弥补祈福祷寿或者为了其他，一个为他人解脱洗心安魂，际遇、心态、目的虽然不同，但都对大足石刻最终成为一部百科全书作出了重大贡献。

　　于是，当袅袅佛音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摩崖造像的本质便开始悄然变化。

　　审美意趣的中国化

　　本来赤身露体的男女裸神，在大足却变得衣冠楚楚，羽饰霓裳，或传承先师圣贤的传统雅意，或比附当朝君主、官将士绅，或寄调黎民众生、邻家少女。

　　本来肌腱伟岸或丰乳肥臀的人神尊佛，在大足却变得圆润清秀、千姿百态，菩萨比佛多：普贤娴静端庄、善良秀雅；文殊睿智深邃、略显自负；日月观音和蔼可亲、富丽富贵；媚态观音粉面含春、妩媚细腻。

　　本来一律英俊洒丽、气宇轩昂、头束高冠的男性菩萨，在大足却变成了炎黄子孙心中的善良温柔、慈祥宽容的女性，富于爱心，悲天悯人，关怀众生。

　　经过变化后的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全都雅而不俗，中庸和谐。当你剥开宗教文化的外壳，欣赏到的全是中国艺术的内在精髓。

　　石窟内涵的民族化

　　原本剃度削发、苦行修炼、自毁形体的高僧是不会去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原本弃亲忘祖、远离父母、了断红尘的大师是不会去想“出身行道、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光宗耀祖”。可来到大足的释迦，却用箩筐挑着父母外出逃荒，又饥又饿，但始终担心父母吃不饱……于是，他已经不再是抛下父母、丢弃王位的“逆子”，而成了恪守孝道的圣人。

　　一种外来文化要想根植于中国，必然对本土文化妥协。这就是所谓“引儒援佛”。反过来，中国的本土文化在宋代也开始了“援佛入儒”、“儒道契合”，从而推动了“三教”合流。所以我们在大足石刻中，看到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住进了同一个石窟，看到了巨崖上的尊尊石佛不再有儒释道的区别，如来、孔圣、老君也好，菩萨、圣哲、真人也罢，都是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神灵。

　　超越宗教的世俗化

　　大足石刻之所以灵性逸动、震撼人心，还在于它突破宗教教义，独立成为反映世俗生活的艺术精品。它以连环画似的造像群教化世人，生动地表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成人的全过程：“母年一百岁，长忧八十儿。”细腻感人。

　　按佛经本该入地狱受苦的养鸡女，成了抚养生命的仁爱者的象征。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小鸡争虫，而朴实的村妇双唇轻抿，沉浸在养鸡乐的氛围之中。与周围受刑者呼天号地、牛头马面、狰狞凶恶、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受罪场面形成鲜明对比。世俗精神与违背人性的教义在宝顶山的那年那月进行了一次抗争。

　　穿透历史的人性化

　　大足石刻中的“牧牛图”则寓含着人类千古不移的哲理，以牧人比喻修行，以牛比心，借牧人驯牛的经过，表现佛门弟子“调伏心意”的修禅过程：牛则由最初的原始野性转为驯服，同时牧童也经历了一场颇有意趣的转变——从紧拽缰绳与牛抗争，到悠闲自若不再管牛，再到依偎着牛说悄悄话，最后到倾听牧歌怡然忘情……艺术地展现了人性的社会化过程，为佛家的枯燥传道注入了中国式的灵性，并使之禅定在亘古静美、空蒙寂远的氛围里，向世间昭示着历史、现实与时空的力量。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大足石刻是一部矗立在石壁上用线条传达出的哲学伦理巨著。

　　大足石刻开凿之谜

　　地处偏僻的大足，为什么建有大型的军寨，军寨里为什么能够诞生辉煌的艺术？

　　对于大足来说，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是有福的；大足拥有龙水的五金，也是值得骄傲的。但是，在大足北山有个建于晚唐藩镇战乱时期雄踞四川三十余年的永昌军寨却鲜有人知。

　　如果我们告诉你，是永昌军寨造就了大足最具艺术观赏性的北山石刻，也使得龙水从最初的一个农耕小乡场，发展成为家家户户打造军事武器之地，以至发展成现在的五金之乡……好像都不过分。

　　史料记载：永昌寨“峥嵘12峰，周围28里，建敌楼200余所，筑城堡2000余间，粮贮十年，顿兵数万。”从地图上看，军寨形如一头展翅的双头鹰，整个寨子由郭家坡到马脑壳2700米，边界周长1500米，军寨面积3.63平方公里。虽然历经一千余年，但至今仍能看见双面、单面双砌寨墙，残垣断壁的寨门、城堡等遗迹。

　　其规模之宏大，形制之雄武，不仅为隋唐塞堡所绝无仅有的，即便盛极一时的宋代城寨也少有与之匹敌。中央军事遗址考察委员会专家在观察永昌军寨遗址后连声称赞：“精美的石刻，少见的军寨。”

　　正是由于永昌军寨的存在，使昌州（大足）场镇经济在唐朝末年到宋代居全川前列，无论从经济从人文风范方面都保证了大足石刻的兴盛。

　　寨主：大足英雄韦君靖

　　永昌军寨遗址，位于大足县龙岗镇北山四周，距县城不到２公里。

　　在大足人的心里，当年的永昌寨主是个英雄。他就是那个招募画师工匠，开始凿刻千手观音的韦君靖。

　　晚唐年间，蝗旱相继，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黄巢起义席卷中原，皇帝仓惶奔蜀，“兵戈四起”波及昌州（大足）。昌元县令韦君靖趁乱而乱，在龙岗起兵，抑强扶弱，建立起一支相当雄厚的武装队伍。手下统率一百四十多人，曾率２万精兵破２７寨，杀戳５万余人，血流成河，为朝廷立显赫战功。因战功卓越，韦君靖升任昌州刺史及静南军节度使，掌握昌、普、渝、合（今大足、安兵、重庆、合川）四州军权。

　　公元８９０年，藩镇战乱四起，川西王建野心勃勃，虎视川东，形势严峻。韦君靖忠于唐室，曾奉诏参加讨伐战乱，对王建有功。另一方面他以前又是川东节度使顾彦郎的下属，对顾氏自然有情。介于两者间，韦左右两难。在这样的背景与心态下，韦君靖于８９２年建造永昌寨，以保存实力，静观其变。

　　军寨：唐朝领先水平

　　大足处在川东和川西地区的交接地带，居成渝两大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凸显重要。永昌军寨所处位置四周陡峭，深谷环绕，山顶呈二至三级的阶梯形，陡坡多为１０米至２０米高，古时称为台地。台地形成山峦叠障的多变形势，可见其地势险要。所以，古有过巴蜀必经大足，夺大足必取永昌寨一说。

　　据说韦君靖熟读兵书擅长布阵，将永昌军寨间的台地布置成迷魂阵。传说韦寨主受诸葛八卦阵启发，在永昌取石布成，使军寨内藏玄机，变化万端。过去，军寨台地内筑有敌楼１００余所置于山峰及城堡之上。永昌寨墙与石磴道南侧的岩壁相对而３０度的夹巷，这样的构造在军事古寨中极其罕见，可利用地形对侵入者用滚木擂石攻击。

　　专家认为：唐人建寨善于因地制宜，且富于创新。而永昌军寨的防御设施具有独创性，可见当时四川的军寨建设水平并不低于“发达地区”，在唐朝处于领先水平。

　　只为讨皇帝欢心？

　　永昌军寨经北山为中心筑建，北山摩崖石刻造像群就在永昌寨中心地带，其艺术之精美堪称大足石刻之首，由佛湾、观音岩、营盘坡、北塔坡等５处造像点组成，共约４５０龛窟、造像近万躯。

　　其中，晚唐韦君靖时代造像一百多龛、近千余躯，有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释迦佛、西方三圣、三世佛、观元量寿佛经变、千手观音等１２类，均为唐朝崇尚之神灵。今天立在通往北山路边的《韦君靖碑》上，清楚刻记着这段历史。

　　根据唐朝皇帝崇尚佛教的风气、晚唐的战乱和永昌军寨的建筑水平及规模，当地有人大胆猜想；韦君靖建军寨，是为了给从长安出逃入蜀的皇帝提供“避难所”。

　　理由一：永昌寨建造相当有讲究。

　　据《韦君靖碑》记载其“良工削墨，心匠设规”，前后修建三年多时间，才形成如此非凡的规模，而且出于长远战事老虑，军寨内还备有家田设施。永昌军寨如此大规模地囤兵积粮，难道仅仅是为了对付川东和川西的战乱。

　　理由二：寨内造像是为讨皇帝欢心。

　　处于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唐朝，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文化及石刻造像艺术登峰造极。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无不例外显现了盛唐时期佛教盛景。当时，全国上下大兴寺庙，广造佛像，遍地香火不断。

　　《韦君靖碑》立于北山石记得园，记载了唐末政治、社会动乱纷争的状况，以及韦君靖为挽救唐室，建寨开创北山石窟等史实。唐代帝王信佛已久，虽在衰退之际，即便在南逃途中，也不忘见佛拜佛见庙烧香。南逃安顿之地能没有佛像吗？

　　因而韦寨主大凿佛像恭迎帝王，以求自己受命于危难，降大任委以重用就不难想像了。可是，皇帝至终没有踏进永昌寨半步，便成了寨主终身憾事，但开凿一百多窟精美的佛像成为子孙后代朝拜观光之地。

　　历史常常这样歪打正着！

　　龙水原是兵工厂

　　龙水镇是古时昌州物资集散地之一。

　　据专家考证，龙水在晚唐前并不生产铁器兵器，只是因为永昌军寨的建立，由于其军事上的需要，龙水开始成为铁器冶炼打制中心。

　　由于永昌军寨的规模宏大，常年囤兵数万，造像工程不断，日常的兵器铁器消耗量自然很大。所以，永昌军寨特设有十名将校官员为兵器部官员。永昌军寨的官员从永川等地采铁，经濑溪河运至龙岗，加以炼化打制。于是，龙水从一个农耗小乡场，发展成为家家户户的打铁铺，大街两侧打铁炉从来没有熄灭过。史载夜晚时分，火光映红半边天，三五里之外，可闻铁铺“哐当哐当”锤击之声。

　　永昌军寨的兵器部官员不惜重金从外地雇来老铁匠传授技艺，每个月家家铁铺会亮出家伙互相“较劲”，渐斩形成不为最好只为更好的打铁宗旨。此后，龙水铁器四方来购，供不应求，甚至有外地人蹲点取经。虽然这样，外人总学不了龙水铁器的錾火技术，可见龙水人留了“一扳手”。

　　当年，铁器匠具全由永昌军寨兵器部统一订制与管理，外销地区及供应量均严格控制，以防落入外人之手。

　　可想而知，若没有此规模浩大的军寨，在没有矿产资源的情况下，龙水不可能从无到有形成冶炼制造中心。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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