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魏云坤 整理

　　重庆为都，历史上曾有三次，殷周时的巴国都城和抗战时的“陪都”，都广为人知，另一次是何时呢？问了许多本地人，都不知其然。

　　据文史资料，重庆第二次为都是在元末明初，一个名为“大夏”的农民起义政权，其太祖皇帝明玉珍死后就葬在江北区，墓地名“睿陵”。

　　这个大夏国存续了多久？它是怎样灭亡的？它的后人又去了哪里？

　　江北城下有皇陵

　　明玉珍(1329-1366)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之一，湖广行省随州（今湖北省随州市）人。明玉珍原名旻玉珍，后因为信奉明教而改姓“明”。

　　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在重庆称皇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以重庆为国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权。

　　1366年，他因病去世。其子明升继位。明洪武四年(1371)，大夏国被朱元璋所灭。太祖皇帝明玉珍死后就葬在江北城，墓地名“睿陵”。

　　韩国人重庆寻宗问祖

　　每年清明节，都有上百韩国人到江北城洗布塘街的大夏国皇帝陵烧香祭拜。今年已是第13个年头。他们来自韩国明氏家族，来祭拜的是他们的祖先——一个六百年前的中国皇帝：明玉珍。

　　1992年夏天。

　　一个叫明在律的韩国釜山商人来到中国。这个韩国人非常奇怪，每到一地考察、洽谈之前，总会打听当地是否有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的遗迹。功夫不负有心人，明在律终于打听到在重庆曾出土过有关明玉珍的文物。

　　明在律与翻译一起赶到重庆，第一时间与当地外事部门取得了联系。接待人员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时，明在律一言不发，从包里拿出了一本保存完好，装订整齐的“书籍”放在桌上。

　　“书”的文字是韩文，翻译说：这是一本家谱，是——《西蜀(延安)明氏细云洞一家便览》。

　　这位名叫明在律的韩国人希望得到有关明玉珍在重庆的陵墓的准确信息，并自称其始祖是“西蜀(延安)明氏大夏王——明玉珍”。

　　一听到“明玉珍”3个字，接待人员立刻想起了1982年发现的曾轰动一时的明玉珍之墓。这个韩国人莫非与之有关联？接待人员感觉问题重大，随即请考古专家前来解析家谱。

　　得知明玉珍陵墓确切信息后的明在律激动不已，开始滔滔不绝：“我，生于1943年，是明玉珍的第24代子孙，这次来中国洽谈生意的同时，就是想寻找先祖的陵墓。”

　　明在律同时还告诉中方人员，韩国明氏后代找寻先祖的活动已开展多年。1973年明氏家族在汉城成立了“明氏大宗会”中央宗亲会。为寻根祭祖，“明氏大宗会”曾多方奔走，但均因之前中韩尚未建交，信息不畅，寻祖未果。

　　确定韩国明氏人身份

　　韩国明氏不知道，其实早在1983年明玉珍墓发掘工作结束后，我国也悄然展开过寻找明氏后代的行动。

　　明姓在我国虽属罕见姓氏，但全国各地仍有明姓人生活，尤其以湖北、湖南居多。

　　据当时的江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张明介绍，别名“睿陵”的明玉珍墓被确认墓主身份后，重庆市文物部门根据墓葬提供的线索，曾专程派人数次到明玉珍故乡湖北随州青山梅丘镇，调查是否还有明氏后人，结果令人失望。

　　专家断定，在国内已无明玉珍后人。

　　因当时中国与韩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无法派人到韩国查证，寻找明氏后人的计划随之搁浅。

　　史书上关于明玉珍后人的行踪有少数记载，如《明史》卷123“明玉珍传”：明玉珍后代于洪武五年（1372）正月，徙往高丽。

　　另据叶子奇《草目子》记载：“辛亥七月（1371年），台兵攻四川，小升王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宫，以海舟送小升王去高丽，飘飘然入于海矣。”

　　从以上资料分析，专家认为，在韩国有明氏家族后裔存留的可能性极大。

　　专家对明在律的家谱进行考证后得出结论：家谱记录与中国的史料吻合。

　　明玉珍生于1329年，至1992年有663年，传至24代，平均每代27.1年，符合人口发展规律。家谱中记录的情况，也与《高丽史》的记录相符，而且也与我国《明史》等史料记载相符。

　　明在律极有可能是明玉珍的韩国后裔。

　　为进一步确认，专家又将目光投向明玉珍墓出土的“玄宫之碑”，力图寻找与韩国方面证据的契合之处。

　　1983年出土的“玄宫之碑”，砂质，青色，高145厘米，宽57厘米，厚23.5厘米。全碑有1040字，记载了明玉珍的生年、入葬时间、大夏政权建立的时间和地点。这块碑让历史上很多有关明玉珍的有争议存疑信息，因此得到证实或澄清。

　　“玄宫之碑”明确记载明玉珍是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称王，而韩国明氏家谱记载的时间与之相同。这便排除了家谱系伪造的嫌疑，成为韩国明氏是明玉珍后裔的决定性证据。

　　600年明氏后裔的韩国生活

　　在为韩国明氏被确认为明玉珍后裔的消息感到高兴的同时，一个问题又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好奇心，那就是飘泊异乡的六百年间，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韩国“明氏大宗会”副会长明鲁升讲述了那段明氏家族历史。

　　在大夏国被灭后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将明玉珍之子明升以及其母彭皇后等27人遣送到高丽，并宣“不做官，不做民”，让他们在高丽过无权无势的富足日子。

　　明氏家族初到高丽的处境并不理想。高丽恭愍（音同悯）王当时慑于蒙古人余威，对明升一行十分冷落。

　　《高丽史》卷四三载，高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来锡王彩缎纱罗四十八匹。癸酉，孙内侍自缢于佛恩寺松树。”

　　明使本为遣送朱元璋视为隐患的陈理、明升等而来，竟自缢于高丽。朱元璋大发雷霆后，派人到高丽绘制地图，高丽疑心他要准备派兵攻打，于是主动示好，两国关系重修于好。

　　随后，恭愍王把延安、白川两县作为贡物，供奉给明升一家，并将位于松都（现朝鲜开城）北部梨井里的兴国寺提供给他们作为邸宅，配以奴婢。

　　明氏一家在高丽定居后，明升与高丽总郎尹熙王之女结婚，后育四子，四子均担任王室要职，地位尊崇。

　　虽然明氏在当地显赫一时，但高丽也并非永久乐土。1392年，高丽大将李桂成建立了朝鲜王朝，取代了高丽。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鲜虽然是明朝的藩属国，可明氏家族在朝鲜建国之前曾和高丽贵族交好，这使得明氏当时的立场非常微妙。

　　就在家族左右为难之际，明升听闻朝鲜太祖李成桂喜好围棋，于是投其所好，主动与他下棋。此后，李成桂经常召明升围枰论道，久而久之，明氏也就成了太祖的心腹，一场危机因“棋盘公关”悄然化解。

　　另据韩国史料记载，明升之母彭氏在李成桂登基时，曾献上一套自己亲手缝制的“龙袍”，“太祖感泣不已”。明氏表明了忠心，受到了隆重的款待和恩泽，明升被封为“华蜀君”，享受“忠勋世禄”，而彭皇后去世后，也安葬在现朝鲜松都万寿山的肃陵，并建有祠宇。

　　树高千尺落叶要归根

　　先祖陵墓找到后，明在律把消息传回韩国，“明氏大宗会”为此欢聚庆贺，据说不少明氏后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精心准备，1995年，在韩“明氏大宗会”会长明完植率参拜团正式赴重庆明玉珍皇帝陵参拜祭祖。

　　当参拜团目睹到头枕宝盖山、脚踏两江水（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祖先明玉珍皇帝陵后，感慨不已，热泪横流。

　　此后，在韩“明氏大宗会”每年都组团到重庆祭拜先祖。今年是第11个年头。

　　2001年，在韩“明氏大宗会”将明玉珍皇帝驾崩的日子阴历二月六日定为祭祖日。截至去年三月，在韩明玉珍皇帝后裔赴重庆祭祖的已达两百多人次。

　　这就是江北城居民每年清明时分，会看到有大批韩国人到睿陵祭拜的原因。

　　由于南北分裂，在韩明氏后裔无法前往朝鲜肃陵进行祭奠。1993年，明玉珍后裔在韩国京畿（读音：同鸡）道坡州郡坡平面斗浦里临时兴建了一座占地约1800平方米的大夏太祖明玉珍皇帝景慕祠。

　　在韩“明氏大宗会”会长明宣植说，如果南北统一的话，他们将把存放在景慕祠中的始祖明玉珍皇帝的牌位、二世祖、三世祖、四世祖牌位全都迁到肃陵。

　　他强调，重庆睿陵更是明氏家族的祖根，以后会有更多的明氏子孙前来祭拜。

　　今年的清明节又快到了，明氏家族10年的祭拜让这段六百年前的历史更为鲜活。

　　明玉珍皇帝陵是重庆唯一的皇陵，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韩血脉交融的象征。

　　四万朝韩人祖籍在重庆

　　大夏国明玉珍后裔虽然根在中国，但在朝鲜半岛繁衍生息六百多年，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和著名人物，为朝鲜流血牺牲，前赴后继。

　　“明氏大宗会”会长明完植介绍了其中几位比较杰出的祖先：近代历史中的明济世，是反抗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英雄。1910年，韩国被日吞并后，明济世立即投入光复运动，曾被捕入狱达五年。出狱后，组织“不变团”继续进行独立运动，在大韩民国成立时曾担任审计院长。

　　“不变团”是韩国著名的抗日组织，为韩国抗日历史写下了光荣的一笔。明完植会长在提到这位先辈时，分外骄傲。

　　明玉珍的第六代后人明克谦，曾任进士。其长子光启曾任平泽县监，当日本入侵时与赵宪率领的义兵团组成抗日队伍，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他在著名的锦山战役中壮烈牺牲。

　　其他祖辈：明天得曾以“通训大夫”资格担任“军资监正”；明自贤在任“承政院左承旨”后，又升为“龙卫副护军”，手握重权；著名孝子明右镇曾任“延安郡守”，因施善政而受好评，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几乎等同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四孝”孝子。

　　当代明氏后裔中，有的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有的成为著名律师、教授、企业家等。可以说，明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

　　2000年韩国政府在人口统计调查中，查明在韩国生活的明玉珍后裔人数已达2.6万人。如果加上在朝鲜生活的明玉珍后裔，总数估计已达4万余人。

　　“傻儿师长”与韩国光复军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韩国，开始了长达35年的统治。一批又一批韩国志士流亡中国，从1919年到1945年，整整27年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后在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柳州、綦江、重庆落脚。

　　韩国人的陪都生活

　　流亡到重庆的侨胞和抗日义士，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在临时政府里，就连主席金九先生在大厦的食堂里就餐，一天也只吃两顿。每顿吃得相当简朴，不过是一碗饭一碗汤而已。

　　四川盛产大米，吃的当然是大米饭，而汤则是连一点肉也没有的萝卜面粉汤。

　　韩国人有喝茶的习惯。在极端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到八一路的大同茶馆喝茶谈论战事，被当作民族生活方式的延续被保留下来。

　　三五分钱一碗茶，对于韩国人来说，可不是天天都能享的福。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每次在茶馆喝完茶后，将杯里的茶叶残渣兜回去，回家后另起炉灶再煮上一锅，在茶香中思念故乡。

　　生活的艰苦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日军对重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也时时困扰着韩国义士。为了躲避日军猛烈的轰炸，临时政府四易其址。曾迁往吴师爷巷（今和平路附近），以至后来的莲花池，在动荡的日子里，临时政府工作人员的衣物曾被大火烧光，家徒四壁。

　　困境激发光复志

　　流亡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韩国人民的斗志，相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军队，效忠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0年2月，韩国国民党领袖金九告知中国政府，在华北日军有不少朝鲜族士兵，如能成立光复军，构成情报网，将来对抗战是一大利好。

　　紧接着，1940年3月1日，金九发表了《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就创建光复军正式向中国官方发出呼吁，内称“中国要驱逐倭寇，收复失地，不可忽视韩国的独立运动；并希望短期内援助组织韩国光复军，奠定两民族和平、自由的新国基。”

　　自光复军在重庆成立的消息一传出，远在大洋彼岸和朝鲜半岛的义士纷纷慕名而来。

　　光复军成立时的总人数只有300余人，分散在国民党的前线作战部队中。到1945年，总人数已近2000余人，他们以支队为单位，插入抗日的中国军队之中，主要前线战场的谍报、侦察、策反等战斗岗位上频现光复军人的身影，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复军做“傻儿师长”部下

　　范绍增曾在师长孙英武的陪同下，亲自赶到李子坝的“大韩民国政府光复会联络处”，会见韩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和联络员尹庆彬等商谈金茂珠等人的投军事宜。亲自目睹和了解了韩国流亡政府机关人员异常艰难的生存状态，范对韩国同仁的生存状态深表同情，向尹庆彬等人赠送2万法币。

　　民国27年（1938）初，范绍增因支持川康整军和揭发刘、韩勾结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八十八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在抗日的形势下，金茂珠等数十名韩国青年打着流亡政府的国旗，高举用白布和鲜血写成的：“驱逐倭寇，血战到底”的钢铁誓言，涌向八十八军第二招兵站，强烈要求参军，跟范师长一起上前线抗日……

　　师长孙英武深为韩国战士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在经过长时间严酷战争的磨砺，孙英武和金茂珠建立起了纯粹高尚的生死友谊。

　　在太湖抗日前线，孙师长麾下的韩国战士作战勇敢，表现出“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孙师长同金茂珠生死相顾，同忧同乐。当孙师长英勇牺牲以后，战士被日寇的刺刀包围，金茂珠同上百名重伤员和女战士抱在一起集体拉响手榴弹，集体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