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隆准 编撰 陆纲 毕克勤 配图

　　重庆并不像有人所说，早先是个蛮荒之地；也不像有人所言，是块土著居民的栖息之所。两千多年前的巴人和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半岛上,这是他们颠沛、搏杀生涯中一段宁静而短暂的生活。历史上，具有尚武精神的民族都与延绵不断的大迁徙连在一起。从殷商开始往后的千百年间，巴人足迹遍及半个中国。重庆是巴人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在此后不久，巴国陨落了。

　　今天生活在重庆的人们和他们的列祖列宗，随着世事运演，几度枯荣，几乎都是某次移民的后裔。

　　移民创造了重庆城

　　移民创造了美国，移民同样创造了重庆。虽然人类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但在相对中庸平和的内陆，移民并不轻松得像走亲戚串门，重庆移民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在移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公元1648年6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天空中的云层越来越低，看来一场暴雨是不可避免的了。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渝中半岛一片死寂。一只华南虎在通远门的转角处卧了下来，望着空旷破败的街道，它知道，今天的午餐没有着落了。”匿名为“天涯赤子”的重庆网友在论坛上如此描绘着想象中的“湖广填四川”前的重庆。

　　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教授黄中模认为，这些细节并非幻想中的场景，而是明末清初重庆城的真实写照。史料记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6月，张献忠率大西军破城以后，重庆经历了惨烈的屠城。此后数年战乱不断。重庆城里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所以常有猛虎白天在城中出没。随后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则是一次以经济动因为核心的迁移，也是中国移民史上最著名的一次。

　　从秦、魏晋、南宋、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到抗战时期，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改变了重庆。文博专家刘豫川曾这样介绍，重庆人是历史上多次大移民的后代、各省会聚来的移民。现在世居的重庆本地人，大多是这次移民的后代。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又带来一次移民。不到十年，重庆人口从30万增加到140多万，这次移民，不仅给重庆增加了人口，也让重庆从一个水码头变成了现代化工业城市。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再次使重庆成为各地移民的目的地。10年前，重庆直辖和“三峡工程”的启动，不仅迁移走了长江两岸的库区人民，也让重庆充满了机会。

　　“今天的重庆没有本地人，是移民创造了重庆。”黄中模称正因为如此，“许多重庆人虽然声称是巴人后裔，但实际上跟巴人毫无血缘关系。纯粹出于对勇武、剽悍的崇拜，在心底把巴人视为精神祖先。”

　　载入史册的重庆八次大移民

　　重庆在历史上，经历过8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对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大移民：公元前314年，秦国以张若为蜀守，“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又迁六国豪富入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

　　第二次大移民：分别发生在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川，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公元211年，蜀汉开创者刘备带荆州兵万余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今甘肃、陕西境内流民数万家为逃避饥馑入川。

　　第三次大移民：始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京师汴梁，战乱延续到南宋建炎年间，北方居民不断举家南逃，陕、豫、甘等地区难民纷纷迁入川避难。有关研究证实，移民总数约为238万。

　　第四次大移民：元末红巾军大起义后，全国陷入近20年的战乱。明初四川户口稀少，“人物凋耗”。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为恢复生产开始有组织移民，明中叶以后才告衰竭。史家考证，经过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从1371年开始的22年后，移民规模在30万左右。

　　第五次大移民：经过明末数十年战乱，清初四川人口凋零。清朝于顺治末年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此后出现了持续不断迁居四川的移民浪潮，即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前后延续60余年之久。这次大规模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使四川人口从清初50万人，增到1724年移民浪潮进入尾声的204.66万人，为原有人口基数的两倍有余。

　　第六次大移民：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有关统计：西南各省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大约接收移民1000万人-2000万人。

　　第七次大移民：上世纪60年代，为防止敌人反攻大陆，破坏新兴工业基础。党和政府计划性向内地实施内迁。当时称之为“三线建设”，主要以军工业、新兴科技为主。迁出地大多是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工业企业，随企业迁移的家属不少，迁入重庆的人口约十多万。

　　第八次大移民：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关键在重庆。近年实施“三峡大移民”，重庆承担了三峡库区85%以上的移民。当地转移和迁往外地的人口，共计达到百万以上。 

　　这座城市最不排外

　　一次次不同规模不同背景的移民，不仅是重庆城市发展的一次次机遇，也是重庆人口结构、数量、素质，甚至种群特质得以改良的机会。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不断融合，最终使得重庆成为中国最不排外，最有包容性的城市之一。

　　八年抗战，让重庆从僻处西陲的码头一跃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齐名的世界地标。中外名人、达官豪绅、名媛淑女、演艺明星、文人学者纷至沓来。他们带来了西装革履、欧美时尚、舶来洋货、海派气息、京派作风……一时间，各种外来元素与本土特质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

　　重庆文史专家杨耀健表示，抗战时期人口迁移带来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增加最多的依次为新闻、会计师、教育。从整个重庆人口的文化程度看，脑力职业者的增加和市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为重庆文化的繁荣和向高水准发展奠定了人口素质的基础。

　　对于历次移民浪潮对重庆文化的影响，作家莫怀戚曾表示大移民对重庆的改变太多，文化方面必然产生一种“融合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包容力。不用论证了，只想想，哪种情况下，不相互包容，哪个活得出来？”

　　他认为重庆人除了大气，“另一方面是，重庆人没那么势利，不屑于仰头来看谁。与此相配的是，也不排外。重庆是全国最无排外情绪的大都市。”重庆不排外的原因，“一来本是移民城市，江湖游走，见惯不惊。二来过去那个时代，通讯、交通不便。作为山水之城，更是诸多不便。所以居民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想法：来我这里，是‘看得起我’。不像有些地方，外地人就像去占他便宜的，生怕抢了他的金包卵。”

　　莫怀戚表示，其实这一切就叫做包容力，“重庆人先天的乐天性格，结合数次大规模移民的见惯不惊，构成包容力的要素。到了中国香港、巴黎、日内瓦，照样嘻哈打笑，不做夹尾巴狗，这是对自己包容。外地人来了，不管你是蒋委员长，还是棒棒军，你客气我也客气，这是对他人包容。”

　　码头文化兼收并蓄

　　尘埃落定，熙来攘往，统一的语言腔调形成了，统一的习俗形成了，通婚、繁衍，生生不息，无数个故事开始了，重庆就这样一步一步过来，这里的人也因此兼具多种地方人群的性格特质，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重庆人从外地返渝，下车离船或走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火锅店大吃一顿。牛魔王火锅老总、市火锅协会常务理事刘大玉说：“在烈日炎炎的夏天，经常可以看到重庆人背后吹电扇，胸前烫火锅，吃得很过瘾的场景。吃火锅就像蒸桑拿，吃的过程大汗淋淋，吃完之后神清气爽。”

　　确实，“麻、辣、烫、鲜、脆”一锅煮，重庆火锅起源于江边船夫的生活，其文化精髓就是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正是一种兼收并蓄、张扬豪放的移民文化，而重庆火锅人气越来越旺，吃出一种无拘无束，自我满足的情景。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表示，事实上重庆人张扬的性格特点已经注定它的发展不会是一条克隆之路。重庆人已经成功地改造了很多事物的气质，什么都容易沾染上重庆的火爆气质，一切都要火爆、热烈和过瘾，就像重庆火锅。

　　由于有移民这样一种背景，重庆人文精神里面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开放。因为开放，就能够做到兼收并蓄。谈到人文精神，学者王崇举曾表示，“移民文化造就了重庆人包容的性格。重庆这几年经济发展得很快，重庆人不服输，拼命把经济搞上去。

　　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些色彩多样的地域文化在移民社会中互相融合，从而使得移民社会有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在重庆，人们很少有封闭的心理，总能够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异己”文化。

　　黄中模认为，重庆的性格具有前行的坚韧性、开放的接收性、探求的创新性、务实的操作性，以及无根的飘浮性、江湖的混杂性、行为的粗痞性，“两种矛盾的作用力在重庆的体内同时发生着作用，于是重庆只能是重庆。但是重庆人不甘一次次归于平庸，这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成为一个可以比肩香港，至少是上海的城市。”

　　新川菜：味蕾里的南北并存

　　领略重庆的移民文化，其实美食不失为理想的目的地。全国各大菜系，几乎都能在重庆的餐厅找到代表型菜品。抗战时期，重庆集南北菜系之大成，使得渝菜包容了众多的复合味型。

　　古老的川菜在秦汉发端，公元前三世纪末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量中原移民将烹饪技艺带入巴蜀。到唐宋，川菜已发展为中国一大菜系。抗战时期，重庆以其陪都的特殊地位，达官贵人集中山城，城区人口从20万爆增至100万，饮食业发展达到鼎盛。1943年重庆市警察局统计，市中区有大小餐食馆1700余家。

　　其时各大菜系名厨大师云集山城，更使重庆川菜得以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由于抗战期间各地名店大批迁来重庆，重庆菜广纳各地风味，省外的有江浙味、广东味、湖北味、贵州味、京津味、湖南味等；省内的有成都味、泸州味、乐山味、内江味等。著名菜馆，如粤菜有冠生园、大三元，江浙菜有状元楼，北方风味有燕市酒家，还有苏州的陆稿荐、松鹤楼，扬州的瘦西湖，宁波的四明宵夜，湖北的四象村，河南的梁园等。加上日渐增多的西餐、咖啡馆，形成了重庆中西菜、南北味并存的繁荣局面。

　　《川菜发展史的断裂及其背景》文内，作者愚人承认大量入川的流亡者，把各地的烹饪原料、烹饪技法和菜点带进了四川，“重庆就成为川菜表演竞技的大舞台，新的餐馆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闹市和郊区生长起来。1937年5月，著名川菜大师黄敬临把他在成都创办的‘姑姑筵’开设到重庆，对流亡到陪都的全国上层军政名流、文化艺术精英体验高雅的现代川菜结晶起到了极为良好的效果。”

　　不仅如此，重庆川菜也在抗战时期激烈的竞争里，也对以前的各种调味进行再创造。例如鳝鱼，抗战以前重庆人不吃，但经过下江人的引入，川菜终于出现了“干煸鳝鱼”这道名菜。

　　国际美食艺术大师张正雄曾指出，“川菜真正能够在全国叫响还是在八年抗战时期”。从那时起，川菜凭借自身的兼容与创新、重庆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而得以提升与扬名。

　　方言：“解手”的由来

　　清初“湖广填四川”数百年过去后，这些原籍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陕西等省移民的后裔，成为了现在的重庆人。关于“解手”的传说，四川作家肖平称，康熙年间，由于移民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差捆着上路。途中要大小便时，需要官差松开绳子、解放手足才能方便。久而久之，“解大手”、“解小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并且重庆人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据说也源于先辈迁徙时双手被反解在背上。

　　地名：“插占为业”遗迹

　　重庆是“湖广填四川”人群登陆的大口岸，“插占为业”遗迹依旧保留在大都市的地名里。重庆居民的大姓，似乎都可以在地名里找到依归。曾经有城市学家开重庆玩笑，称为了方便社区管理，姓杨的住杨家坪，姓王的住王家坡，姓李的住李子坝，姓刘的住刘家台，姓谢的住谢家湾，姓肖的住肖家湾，姓袁的住袁家岗，姓马的住马家堡……据说先辈们初到重庆，清政府就鼓励他们“插占为业”。所谓插占为业就是用竹子或树块将一头削尖，大的一段上面写上当家人的名字，这就成了千，你把千插到哪里，那一片土地山林都是自己的。

　　街道：以沦陷城市命名

　　重庆街道多以机构、商业内容、神话传说命名，如领事巷、油市街、会仙桥等，抗战期间却出现了大量外地地名命名街道的情形。当时北碚被划为迁建区，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立农业研究所等重要机关、大专院校、文化团体陆续迁入，使其成为移民人口集中的地区，陆续建成的街道在命名上明显呈现出地域色彩，如北京路、广州路、庐山路、南京路、上海路、天津路、武昌路等。市社科院专家考证，当时北碚提出了一项简单然而重大的决定：以沦陷地地名重新命名北碚街道，一地失陷，即以之命名一条街或一条路；而这些浓缩了抗战时期人口迁移与地域文化交融的街道至今得以保存。

　　习俗：白帕裹头有来历

　　从前，重庆、四川以及陕西汉中一带的人都有包白头帕的习惯，特别是在农村，上了30岁不分男女都用白帕裹头。直到民国时期，这样的习俗还很盛行。有传说称，“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由于徒步跋涉路途艰险，不少人都死在了途中，基本是家家带孝，于是头捆白帕就成了部分移民的习俗和标记。

　　□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