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曹禺在江安完成了《北京人》的创作。

　　在《北京人》里，曹禺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内心世界里的細微感情描述出来；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独特性挖掘出来。《北京人》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达到曹禺创作业绩的高峰。然而，在曹禺剧本创作中，《北京人》是受到误解和批评最多的一个剧本。

　　《北京人》1941年10月26日起，在重庆抗建堂剧场演出。那时候重庆文艺界人才济济，因为是曹禺的新作，议论纷纷，有几种意见比较突出：

　　一是说：曹禺写了抗战内容的《蜕变》之后，又去写与抗战无关的剧本，这是倒退。

　　二是说：剧本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三是说：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影子，剧中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

　　周恩来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了《北京人》的演出，他先派记者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对戏的意见，又问了身边工作人员看戏后的意见，然后经过中共南方局内部人员的讨论，由张颖写出评论文章，徐冰修改定稿，以《关于<北京人.>》为题，署名茜萍，发表在1942年2月6日《新华日报》。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这样，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同时对曹禺说：“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您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

　　曹禺写北京猿人这一笔，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的人们，不敢爱、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对比的；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曹禺没有为此修改剧本。建国后，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他也没有对这件事横加干涉，至今这段话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剧本中。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曹禺深为感动而且铭记在心。

　　当年，《关于<北京人>》一文在重庆发表后，拂去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土，看《北京人》的观众越来越多。如今，《北京人》已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屹立在经典艺术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