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萧红同萧军解除婚姻，随后又和端木蕻良结合，并于当年9月来到重庆。

　　在重庆，萧红先是栖身在沙坪坝歌乐山云顶寺下面的乡建社，不久因为生小孩而迁居到江津的女作家白朗家中。可小孩刚在医院产下，便不幸夭折，萧红深感失落，只得乘船返回重庆，寄居在市内米花街一阴暗的小胡同，后又迁到端木所在的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所办的文摘杂志社内。此后，端木被复旦新闻系聘为教授，萧红夫妇才正式搬到靠近学校的黄葛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萧红在重庆度过了将近一年动荡不安的日子，她除了和池田幸子以及鹿地亘、绿川英子夫妇等日本友人参加一些反法西斯活动，诸如作对敌广播讲话等工作之外，其余时间大都用于文学创作。1939年1月，萧红连续写下《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一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以炽烈的情感追忆了鲁迅对文学青年的无限关爱和热情栽培。此外，萧红还将自己在重庆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耳闻目睹山城百姓和孩子们艰难生活和痛楚凄惨的遭际，创作了一部题为《山下》的小说。

　　《山下》描述了年仅11岁自小生长在嘉陵江边的林姑娘所遭遇的不幸生活。抗战时期，被重庆人称为“下江人”的江浙老板大量流入重庆，林姑娘为生活所迫，小小年纪就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她为江浙老板打工，尽管得到的报酬不及成人男工的四分之一，但总算可勉强维持她和母亲的生活。然而抗战时期，日寇飞机频频偷袭和轰炸，重庆城百业凋敝，物价飞涨，老板的生意日渐窘迫，只得裁减员工，年幼体弱的林姑娘无法逃避被辞退的命运。一下子成熟起来的林姑娘，望着波涛滚滚的嘉陵江水，茫然失措，不知未来的日子将如何面对，为此，她大病了一个多月。后来虽然病体转安，但成天脸色苍白，神情忧郁，她的身上再也找不到阳光女孩本应有的活泼和天真……小说中，那山峦起伏的城池，波涛中靠泊的船只，江岸边四分五裂的田野，以及所有人都说着那幽默调侃的重庆方言，凸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重庆百姓的苦难生活。

　　1939年6月，随着日本飞机在重庆狂轰滥炸的日益加剧，萧红和端木一起黯然地离开重庆前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