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4版:老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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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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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4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金庸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颜坤琰/重庆大渡口区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县的名门望族。1942年冬,他告别故乡远赴陪都重庆求学。在重庆小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国际法专业读书的查良镛,因对校政不满、为被国民党学生欺压的同学打抱不平,行侠仗义,遭校方勒令退学,在校学习时间仅一年零两个月。

  退学后,查良镛既愤懑又沮丧,因为离家千里,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前路茫茫。他突然想起了比他大26岁的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江南著名藏书家蒋光煦的曾孙,我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本家侄子。北京大学毕业,曾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研习哲学,后来专攻图书馆学;1940年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走投无路的查良镛,便从小泉来到两路口找表兄蒋复璁,在蒋的帮助下查良镛进了中央图书馆,任书记职务。

  国立中央图书馆坐落在重庆两路口复兴路(今长江路)56号,即两路口通往复兴关(今佛图关)方向左侧的半山坡上。是一座三层楼的大厦,解放后成为重庆图书馆馆址。国立中央图书馆当时有在册职员65人,馆长以下的职务还有:主任、编纂、人事管理员、干事、助理员、书记。书记是最低一级的职务,共有22人,查良镛排位16名。职能部门设有:特藏组、编目组、采访组、阅览组、总务组。查良镛被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比较轻松,当然薪俸也不算高,但足以糊口。

  档案记载:馆长蒋复璁的月俸是国币560元,而刚进馆上班的查良镛的月俸仅为50元,不过另外还有生活补助费。1944年12月馆长的生活补助费是7600元,查良镛是2500元,到了1945年2月,查良镛的生活补助费就增加到了4250元。重庆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查良镛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职务、薪俸、生活补助费金额等原始资料。

  查良镛后来对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桂冠诗人池田大作说:“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查良镛对池田大作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这部书是伍光建先生翻译的,当时的译名是《侠隐记》、《续侠隐记》。《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

  他读雨果的长篇小说《钟楼驼侠》(今译名为《巴黎圣母院》),认为“这部小说描写在一个丑陋的躯体之中,包藏着极美丽高尚的灵魂,而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和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内心精神却丑恶至极。”“雨果的浪漫戏剧,例如《艾那尼》很早就有了中文译本,我在其中激昂的吟咏中,感到了激情和‘魂之热火’。”(《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这些观点,就是青年查良镛对西方文学作品最初的解读,这些经典之作,也给他日后的武侠小说创作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虽然被撵出了校门,可他却赢得了一个书的海洋!他的学识与学养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提高,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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