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新闻 | 这个社区超300人要捐献遗体 他们笑着谈论死后的去处

发布时间:2018-07-19 12:26:05 来源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廖平/文 毕克勤/图

郭家沱住着大量的望江厂人。

66岁的吴文界坐在渝北区金港医院的病床上,手舞足蹈说起她去参观过的一处公墓,“有山有水,看得又远,风景好得很,我跟老伴儿说,这里可以,哈哈哈。”

9年前,她57岁,专门跑到九龙坡区龙台山陵园去参加遗体捐献者纪念活动。在那块密密镌刻着捐献者的石碑上,吴文界蹲在地上,一个字一个字摸过去——她终于找到了邻居老陈的名字。一堆堆的鲜花,簇拥着那块不大的石碑,她心里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激荡感。

“这样也不错。”她转身走到红十字会的登记台前,领走十份遗体捐献登记表,她和老公各一份,另外八份发给亲朋好友。

吴文界和丈夫周应禄笑谈死后安排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在重庆,长江的拐弯处一般都叫“沱”,比如郭家沱。但郭家沱只是个地理名词,真正代表这片地方历史的名字是望江厂。陈旧的厂房、青砖宿舍楼、布满尘埃的防空洞车间,与这个老兵工厂的八千多名退休职工一起慢慢老去。入夜,五支老年舞蹈队在街道广场上跳舞,围观的、转悠的大都相识,一声招呼便能聊尽无数时光。

1998年内退之后,吴文界在郭家沱街道更新村从事社区工作。20年中,她见过太多孝与不孝、死与不敢死的人间故事,她也劝说了很多人加入遗体捐献行列。谈起最后的归宿问题,对于病床上的吴文界并不是不可言说的忌讳,而是生命价值的开敞。

吴文界

2009年的大年初二晚上,吴文界笑着对老公周应禄说,“我准备以后捐献遗体,你怎么办?”周应禄洗着脚,随意问了一句:“你想好了?”“想好了!”“那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吴文界甚至还没来得及详细解释遗体捐献之后将用来做什么,夫妻俩在洗脚盆上就决定了死后的归宿,一如当年他们在一个车间里,一边车着高炮零件一边就定下了终身。那年她24,那年他28。四十几年人生同路,自然生死相随无需赘言,如今,周应禄就住在金港医院的另一间病房。“如果他先走,我就帮他执行捐献,如果我先走,他就帮我执行捐献。”吴文界毫不避讳最后时刻的话题。

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那个敏感问题上来:“那你们知道遗体捐献之后的用途吗?”

“哈哈,开膛破腹嘛!重医(重庆医科大学)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过,遗体用于学生们的解剖学习,器官有可能做成标本。”

“你们不介意?”

”人死都是一把灰,还介意啥哦。”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女儿周艺比他们更早签下遗体捐献表。
1999年,偶然之间看到新闻报道重庆开通角膜和遗体捐献事宜,周艺瞬间就决定了要做这件大事。

“我给父母讲了我的想法,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说你才22岁,怎么去想死后的事情!”如今从事旅游工作的周艺觉得自己是一个“异数”,从小对这些新事物的接受度就非常高。她只好偷梁换柱,给父母说只捐眼角膜,一个眼角膜可以救治三个人,让他们同意并签字。

10年之后,当父母商量要做遗体捐献时,她立马表示支持。在她家柜子的深处,是一家三口的遗体捐献资料,用袋子层层包起来,周艺的遗体捐献表上的签署时间是1999年12月。她也是郭家沱街道最早签署遗体捐献表的人。

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苏小玲告诉记者,该街道目前有392人签订了遗体捐献表,有18人已经实施了捐献,其中仅大溪村社区就有超过300人签了遗体捐献表。这在整个重庆都显得非常突出。街道宣传委员龚玉洁介绍,每年清明节,街道都会在郭家沱公墓组织遗体捐献者的公祭活动,很多居民都是在这个活动上了解到遗体捐献这个特殊的事物。

在这392人中,如吴文界这种夫妻共同签订了捐献表的有61对。
 
郭家沱街上“二十四孝”等传统文化宣传画。

不能捐器官那就捐遗体


1984年,贾玉珍的表哥不明原因昏倒,在医院躺了五天去世。重庆医科大学希望对死者进行解剖搞清死因,当时有的家人强烈反对,觉得人都走了何苦再去多挨几刀。贾玉珍支持医生的决定并说服了家属。第二天打开头部,里面全是血,才知是脑血管破裂。

30多年后,贾玉珍跟老公在连续参加了几年清明节的公祭活动后,双双决定捐献遗体。这位原峡江热水器厂工会主席退休后在社区担任志愿者,搞文化活动、做交通劝导、帮助贫困家庭,散发着自己的余光。“反正我过世之后,角膜要捐给别人,遗体用来做研究。到公墓去占个格子有什么用,与其烧成一把灰,还不如给后人留下一点好处。”今年清明节那天,经过与儿子四年多的“斗争”,终于取得儿子同意后,贾玉珍高高兴兴地跑去填表。按手印的时候,她怕印泥不清晰,特意使劲多按了两下,然后她觉得心里踏实了,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心中再无包袱,反而更加坦然。

65岁的郑德惠5年前住院,当时重医的教授带了一大帮学生过来,她被这阵仗吓着了,以为自己病情严重。结果她仅仅是个典型性乳腺瘤,教授把她作为很好的教学案例,教学生们诊断。那一刻她明白了,这些学生们并不是经常都有接触真实病案的机会。“我很支持他们,让他们都来摸我的乳腺瘤,随便摸。学生们最后都说谢谢阿姨。我想,这有什么呢?他们增长了经验,才能更好地做一个医生。”出院后,郑德惠和老公商量准备签署遗体捐献表,她清楚记得那天的情形,街道在公墓组织公祭,天下着大雨,她冒雨去把登记表取回来,和老公一项项认真填写。轮到儿子签字时,之前反对了两年多的儿子,说了句“那好嘛”,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黄循

71岁的黄循是大溪二村退管会书记,他把遗体捐献视作老党员的最后一次贡献,“47年党龄了,这一辈子都交给了国家,不知道我死的时候器官还有没有用,不能捐器官那就捐遗体吧。”

重庆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负责人左尧彬告诉记者,学生们大三开设的“局部解剖”最为重要,是学生进入临床医学的桥梁。除此外,还有麻醉解剖、应用解剖等多种解剖课程。这些课程都需要大量的尸体,尽管这两年捐献遗体的慢慢多了起来,但现在依然不能满足需求。去年重医接收到160多具遗体,今年到目前为止有90多具,现在学生们只能做到30个人共用一具遗体,这与12个人用一具遗体的标准状态差距甚远。

而在整个重庆市层面上,重庆红十字会秦部长告诉记者,截至2018年6月,重庆自开展遗体捐献以来,登记遗体捐献者8275人,已实施遗体捐献2117例;2018年遗体登记412人,实施捐献遗体160例。

周生琴和很多厂里老同事办理了死后器官捐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黄建伟脑出血偏瘫那年,才39岁。他记得是十年前国庆节的早上,突然就头昏倒地。从此后,他就只能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老婆和他离了婚,右手右脚日渐萎缩。有一次他想跳下楼去,拖着半边身体,连一米高的窗台都爬不上去,母亲周生琴吓得大哭。大溪村社区书记大热天气喘嘘嘘地跑上门,“建伟,你又哪里想不通了嘛,遭都遭了,放平心态嘛。”

母亲周生琴开始考虑后事问题,她和老公黄银厚一起签了遗体捐献表,“他啥子都做不了,还要等女儿赶回来料理我们的后事。我捐了,到时候只要儿子打个电话,医科大学2个小时内就派人上门接收遗体,后面的事情都不需要他管了。”但黄建伟一直不同意,在主城上班的女儿也不同意,这场拉锯持续了一年多。

坐在沙发上的黄建伟白白净净,瘦得像根竹竿,却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状态,“我妈当了二十多年的大溪一村村长,我爸是50多年的老党员,我经常润(讽刺)他们,你们觉悟确实高。辛苦几十年,最后把遗体都捐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吵也吵过,妹妹也劝过,他们两个人思想又一致,有啥子法?没得法。”周生琴在旁边哈哈大笑,“我们给你减轻负担呢。”

周生琴说,现在买个墓地要三四万块钱,办丧事还要三四万块,这些钱都可以省下来留给孩子。“我女儿哭得很伤心,最终还是同意了。现在天天打电话关心我们,还带我们去北京住五星级宾馆,说要在活着的时候对我们好。”说起女儿,周生琴眼里滚动着泪花。

贾玉珍与儿子之间的拉锯也持续了四年多,儿子反驳她:“妈妈,你想得出来,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去年贾玉珍的妹夫过世,深夜人散,悼念厅空空荡荡,剩个孤零零的灵堂,贾玉珍把儿子叫过来,“这样操办,你觉得有啥子意思嘛?”儿子回答她:“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承受不了周围的舆论压力。”贾玉珍用了四年时间和儿子沟通,她希望儿子是真心接受她的选择,“他要是最后不给我执行,那我也白签了。”

大溪村社区书记孙命介绍,其实社区里的老年人,很多都能接受遗体捐献,但往往在子女身上卡壳。子女们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总觉得这是一种不孝顺的行为,怕被人戳脊梁骨,社区为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重庆眼库遗体捐献协调人刘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到,有些子女即使在父母签了捐献表的情况下,最后也反悔不捐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9年前,吴文界领了十张遗体捐献登记表,自己和老公填了两张,剩下八张她发出去后,最终却只交回来五张。

吴文界认为,逝者的身体带着无私的温度,而生者的内心仍需要解冻。

黄建伟对母亲的决定还是有点耿耿于怀

责编 邹渝 视频编辑 李先达 总值班 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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