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黄渤 短醉长醒

发布时间:2018-07-10 10:12:54 来源 人物


如今,44岁的黄渤正在面对生活的巨大悖论。他不再是那个心中燃着一团火来北京闯荡的小青年,他得到了那个20岁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又被这一切包围裹挟,进退两难。

黄渤先生有点累了。

他躺在一张破旧的木桌上,头枕着胳膊,双腿蜷起,闭上了眼。这个动作维持了5秒钟,比别的动作都久一点。

也许他想打个盹儿,但一米开外的相机还在等待着捕捉下一个动作和表情。他睁开眼,按照摄影师的指导,顺从地摆出坚定的、颓废的、面无表情的表情。换下一套衣服的时候,有两件类似的黑西装,工作人员问他喜欢哪件,他看了看,摇摇头说:「不重要。」

黄渤耗时3年、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一出好戏》即将上映,汹涌而来的日程填满了他的每一分钟,前一天晚上,他只睡了两个小时。 

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大橙子,周围的人全是榨汁机」。「他们都想『压榨』我。」他说,伴着一个无奈的笑。

被「压榨」到近乎崩溃的时刻,在过去3年,甚至更久远的岁月里,他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从未真的崩溃。「你就没有什么扛不住的那个状态,因为你知道扛不住也没有什么用。」

如今,44岁的黄渤正在面对生活的巨大悖论。他不再是那个心中燃着一团火来北京闯荡的小青年,他得到了那个20岁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又被这一切包围裹挟,进退两难。

「如果有机会让你遇到20岁的自己,你会跟他说什么?」记者问他。   

「好好享受,好好享受当时的那些。」他说。


纠结

在过去的3年里,这个被称为「电影票房保障」的人几乎没有接戏,全身心当起了导演。

被问了无数次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做导演?

他有自己的标准答案,听起来也顺理成章:一直惦记着这个故事,别的导演不愿意拍,只好自己来了。

所有的决定和转折都有契机,那个契机才能解释为何是此时而非彼时,一个故事突然重要到让他放下一切。

那是2014年,他正在拍《寻龙诀》,他对夏雨说,拍完这个,我要歇一年。那年他40岁,在本该不惑的年纪,遭遇了一场内心的战役。

他本该春风得意。那几年,他参演的电影创造了中国的票房神话,那张并不英俊的脸占据了中国的大小屏幕,他成了编剧史航口中的「国民演员」。史航认为中国只有4个演员可以担起这个名号:葛优、傅彪、范伟和黄渤。「他能肩扛悲喜,有喜剧的底子,也有悲剧的可能,有大多数同胞都能理解和感知的那种魅力。」史航说。

也有另一种声音,2010年网上有人说:「黄渤的演技好象没有受到过太危险的挑战,所有电影,他都处理得游刃有余,他的个人风格太过明显,乃至于他的三板斧可以撂倒他遇见过的所有角色,这对于黄渤不知是喜是悲。」

黄渤本人的确感觉到了这种瓶颈,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内心仿佛一夕之间失去了对表演的兴趣。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盲目忙碌的状态,下意识觉得不安,「一个戏一个戏地接,接下一个戏的目标是为什么,是为了挣点钱?还是为了向大家证明你是个好演员?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那段时间他身处职业的犹疑关口,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热爱的表演突然没办法再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迷茫的时候,他最怀念2008年跟导演管虎拍《斗牛》时的状态,一座山上上下下跑36趟,跑烂几十双鞋,受伤上百次,一个镜头拍100多遍,一切都在挑战一个演员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当时累到崩溃,但想起来还是开心,那是一种创作的满足感。

那一年管虎40岁,比黄渤先一步迎来不惑之年的困境。当时的他被外界评价,片子越来越成熟了。管虎不觉得那是一种褒奖,他怀念90年代拍《头发乱了》的那个自己,什么都不太懂,什么都想试试,莽撞地拍出了那个年代的疯狂爱情。

「生活总能把人磨得服服帖帖的,拍电视剧、结婚、生孩子,什么叫安于天命呢?每个人最后都能体会。但心里的火也不能就这么灭了吧,既然现实生活里安了,那就只有往电影里冲了,《斗牛》是我自己的斗争。」管虎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

管虎的斗争变成了黄渤的斗争。在那部带有荒诞主义色彩的电影里,黄渤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一头黑白花荷兰奶牛相处。日本人屠了村子,只有他扮演的牛二和那头奶牛活下来,一人一牛相依为命,牛有时眼神温顺,让他想到死去的爱人,有时不听话,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他心里也有一头牛,那是一种不安全感,安静有时,暴烈有时,但总是如影随形。整个2014年,他都在和心里的这头牛周旋,觉得不安,却不知道如何克服,不想如此单一地演了,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内心里边确实有这种矛盾的存在,你还不断地尝试想要翻盘,想要跟它斗争……为什么老是想找到新的东西,其实新的东西它代表一个希望,也代表一个危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又能找到一些东西。找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和不安全感相对抗的东西。」

拍完《寻龙诀》,歇了一阵子,黄渤决定去做导演,呈现那个脑子里想了很多遍的故事。和那头牛的斗争暂时和解,他决心把自己扔进某种未知和危险,「我不希望在一个沙发里面慢慢陷下去。」

像管虎一样,他想要找回某种茫然无知、举足无措的状态。「那些状态可以迸发出新的能量来,它会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调动身体里边的荷尔蒙去努力学习,从完全不知道到慢慢了解,到掌握,到最后呈现出来一个不错的东西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满足感跟兴奋感。」

            
沉重

黄渤开始攀爬一座新的山峰,心里那头不安的动物安静了。谁也不知道,他走向的希望和危险,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他惦记了很多年的故事是个实验性质的困境:一群人陷落孤岛,无人救援。他想探索的是一个命题:当人们远离文明社会,面对荒野绝境,旧有的人际关系渐渐崩塌,道德还能成立吗?爱情还是爱情吗?

剧组选了太平洋上一个风景秀美的小岛作为拍摄地,那是宫崎骏《幽灵公主》的取景地。在岛上,黄渤每天爬山涉水地找景。「很多景都是他转转转发现的。他看景色永远是要,比如这儿看得好,他永远再往那边爬,爬完这座山,他还要再爬一座山看一看。比如说这块海滩特好,他要翻过这一小片再看看隔壁那块。」《一出好戏》的摄影曾剑说。  

拍完之后,黄渤整整剪了一年,还未定剪,变成了圈内朋友们的一个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纠结的人,装修一个房子能装修好几年,别说一个电影了。」演员徐峥告诉《人物》。

导演宁浩能理解黄渤这种纠结,那是完美主义者的宿命。「大家都到了这个辛苦的年纪,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想做好、想让周围的人都不失望,就会更加努力。」      

黄渤精心打磨的作品,也在反过来影响他。和黄渤合作过《斗牛》的闫妮感觉他这几年在变得沉重,她推测或许是因为触及了一些痛苦和残酷的命题。她偶尔能在黄渤身上看到北野武的感觉,后者喜剧演员出身,大放异彩的却是一些阴暗又沉重的角色,执导的作品里充斥着黑暗的暴力美学。  

王迅也感觉到黄渤这些年变得深沉厚重了许多,以前在一块儿创作的时候,黄渤最看重的是好不好玩,「现在未必把好玩放在首位了,他现在问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不会做的。」

「你在做作品,作品也在做你,人的成长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是莫名其妙的,润物细无声地很多东西就长在了你的身上。」王迅说。

以前,王迅很羡慕黄渤没有白头发,现在突然发现他两鬓白了许多。黄渤也一直没意识到中年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直到现在一拨拉头发,有四五十根白的,那是一种年龄的痛觉。

他不再满足于表达一些表象的东西,「真正的痛苦跟残酷,你是直面它,还是客观地把它摆在那儿,还是抛弃它,这个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选择)的东西。有很多相对悲情或者痛苦的东西,其实都愿意去尝试,只要是自己能感受到,而且自己能力能驾驭的,好多的感受是在那个尝试过程中慢慢慢慢产生的。」

无论是戏里的痛苦残酷,还是戏外的压力焦虑,黄渤的选择大都是直面,很少逃避。

拍戏陷入死胡同的时候,他的口头禅是「放心」,「没问题」,「肯定能过去」。「我就有一点好,就是难得糊涂,就今天这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得不成了,压塌了,崩溃了,睡过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哎,什么事也(没有),就突然轻松了起来,哦,还有这个事没干,哦,还有那个,又压过来了。我觉得我自我消化能力还挺好的。」他说。

《一出好戏》的剪辑屠亦然记得,有一次做后期,工作人员站在一旁跟黄渤商量之后两天的日程安排:明天上午飞去青岛,下午回来和谁谁有个约,晚上和谁谁有个约,第二天再去青岛………黄渤听完,捂着脸没说话,站起来走到大厅,来回转圈,不知道转了多少圈,自己消化好了,又回来继续工作。

内心世界的崩溃和重建,除了他自己,没有目击者。也许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对他而言,那种无路可走、从头再来的困境并不陌生。

袁泉还记得,2012年和黄渤一起排话剧《活着》,离首演还有十来天的时候,做了一次5个多小时的联排。导演孟京辉看完之后说,「行,明天早上全部推翻,重新再来。」

所有演员都很沮丧,没精打采。只有黄渤,第二天到了排练场照常招呼所有人继续排练。「你就会觉得他是打不倒的小强,好像只要有他在,这个东西就不会掉到地上没人接着,不会。」袁泉告诉《人物》。


牛走远了

只有管虎见过黄渤崩断弦的时刻。

《斗牛》杀青那天,黄渤坐在车里号啕大哭,那场辛苦的战役终于结束了,管虎在车的前排起哄,「哎黄渤哭了黄渤哭了!」

那场战役并没有结束。

2009年台北,坐在观众席上的黄渤用左手按住右手,手心里全是汗。

台上的香港演员刘美君微笑着念出46届金马奖最佳男演员的名字:张家辉。黄渤脸上有一瞬的失望凝固,随后散去,微笑鼓掌,他此后形容那一瞬的失望,「就像你去兑奖,刮刮刮,刮出来是谢谢你。」

十几秒之后,张涵予念出了另外一位得奖人:黄渤。那是金马奖影帝有史以来第一次「双黄蛋」。黄渤还没从刚才的情绪里缓过来,表情有点懵,管虎站起来拥抱他,拍了拍他的脸。

站在台上,他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获奖词:「我好不容易要当演员了,有人劝我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看来我没入错。」

他获奖的影片是 《斗牛》。在沂蒙山的小村子里,他和那头牛的战役没有白打,最终帮他登上了华人男演员所能梦想抵达的一个高峰。

然而,兴奋很短暂,甚至没有超过一天。闫妮当晚打电话祝贺他,他觉得闫妮比他还激动,说:「少说几句,漫游呢。」闫妮哈哈大笑:「你就计较这么点儿。」  

人群簇拥的时候,那头牛又出现了,让他感到不安:这么早得影帝,未必是件好事。那头牛总会不合时宜地给他泼冷水,就像拍《斗牛》时,他对着镜头念白,感觉这次特别对的时候,管虎却喊了停,他回头一看,发现牛已经甩着尾巴走远了。

它让他保持精神的警觉,令他自觉是个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是直的,就是看到了美好的明天,想想明天自己都能乐出来,我可能不是,经常会拐弯地就想到一些其他的,会有一些担心、疑虑的,有些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地直接而美好。」

在王迅看来,黄渤长期存在一种不安全感,「尤其一个事儿在很好的时候,他反而会变得冷静下来,他不会那种,我这个事儿做得特牛,特什么,他就忘乎所以了,他反而是在成功的时候,会去思考后边隐藏的一些危机。」

近在眼前的危机是:拿了影帝,要离开原有的生活了,他有点恐慌,普通人的生活是角色养分的来源。于是他进行了一场后来被证明无效的抵抗,依然坚持去坐地铁,被认出几次之后落荒而逃,终于放弃。

「恐惧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东西需要你改变,时间长了慢慢你要接受。你演的片子越来越多,观众就越来越认识你,你就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没法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但现在的生活它也叫生活,也有的可提取,没必要死揪着以前的小尾巴不放,因为也是无效的。」黄渤说。

徐燕是黄渤念北京电影学院时的班主任,被班里的同学叫「燕妈妈」,是母亲一样的温暖存在。在她眼里,黄渤是个总能清醒认识到自己处境的人。她看着黄渤忙碌总是心疼,经常劝他:「你太累了,你歇一歇吧。」

黄渤跟她说:「我现在做到这个地步,更知道应该如何弯腰屈膝而行。」    

「人得意了是挺着胸的,他知道要弯腰,他知道屈膝。人得意的样子那肯定是趾高气扬的,可是他不是这样。他这句话说得我心里真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怎么这么清醒啊,他怎么那么知道自己该如何呀。」徐燕说。

在北影同学王译唯眼里,班长黄渤是个永不失态的人。他们所在的2002级表演配音班有一个「扒衣服」的传统,倒霉的对象随机被指定,同学呼啦一圈就围上去。黄渤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扒成功的人,有一次6个女生把黄渤堵在屋里,一个男生把门,还是失败了。几次饮恨之后,王译唯煽动全班的男生,「今天你们只要把黄渤扒了,我请全班在逸夫楼吃饭。」那是当时北影最好的餐厅。

后来的场面堪称壮观:黄渤在北影大院里狂奔,一票男生在后面围追堵截,最终还是被黄渤逃脱了。在此后的很多年和很多次,这种尝试从未成功过。凡是班里聚会,黄渤都穿运动裤,系死扣。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失态。」王译唯说,「他一直都清醒,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你就想这人得有多清醒吧。他都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失控,更能去把控与他有关的周边的一切。这是必然的。」

沙宝亮还记得和黄渤第一次喝酒的场景,两个人在一家啤酒坊偶遇,说一块喝点儿,沙宝亮问黄渤:「你能喝多少?」黄渤说:「看怎么喝了,喝一宿还是喝一会儿?」沙宝亮说:「要喝一宿你能喝多少?」黄渤:「我也不知道我能喝多少,反正我能一直喝。」沙宝亮骂了一句,「你厉害,我喝不过你。」

「他喝多了你都看不出来,我是这么多年慢慢总结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点喝高了,但是他控制得极好,永远不会说错一句话。」王迅说。

黄渤觉得这种清醒和性格有关系,他不是一个冒进、张扬的人,早年带着乐队走南闯北,他是那个需要做决定的人。「太多的事情是由不得你性子,你必须要考虑周全,必须要看清楚事件的本相,在那个过程中你知道有太多不可抗衡、不可逆转,你没法一意孤行……你碰到很多阿谀奉承的人,很多让你不清醒的事件跟人,很多让你冲昏头脑的事件和人,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可能就是这些事情都见过,再加上我性格这样,可能就给别人的这个(清醒)感受。」

他总是能从热闹里抽身而退。他和宁浩同一天生日,几年前一起办生日会,在工体包了一个大的房间,各自把朋友叫来,后来朋友的朋友也来了,朋友的朋友带着朋友也来了。有人进门问:「哎,这是谁的局?」黄渤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进来喝喝酒,吃吃饭。」

他和宁浩到院里坐了一会儿,回头看屋里一群不认识的人推杯换盏。那是一个蓦然回首灯火辉煌的时刻,他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的生日会,觉得荒谬又好笑,「这个生日,这是在过什么(笑)。」


滋长

黄渤不喜欢过生日,那是纪念自己又老了一岁的日子。他老觉得自己还年轻,直到遇到更年轻的自己。

「你想过你以后会怎样吗?」40岁的黄渤问20岁的黄渤。

「以后?反正我就是爱表演,有舞台就行。」20岁的他回答。

「你觉得自己是这块料子吗?」

20岁的他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试试呗。」 

这是短片《疯狂的兄弟》里的一幕,片中40岁的黄渤遇到了20岁的自己,那是1994年,他决定来北京试试。

沙宝亮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渤,是在90年代末,他们都还在北京的各大歌厅跑场子唱歌,一起的还有吴秀波、满江,大家都二十啷当岁,籍籍无名,青春鼎盛,未来还遥远得很。

他去黄渤的场子玩,看到了一个极其闹腾的人,「当时我就觉得这哥们儿跳得挺好,唱得也不错,就是长得太一般了,就觉得挺可惜的(笑)。」

彼时的黄渤,住在郊区农民的房子里,每天带着乐队赶场子唱歌讨生活,最多的时候一天赶过11场。他心里烧着一团火,最大的梦想是出一张唱片。

北漂的生活满是朝不保夕的忐忑,每次唱完,他都要小心注意观众鼓掌的方式,必须是热烈鼓掌,如果是轻轻鼓掌,他可能就要下课了。

后来如影随形跟着黄渤的不安全感在那时悄然滋长,就像《斗牛》里那头牛终于撞破围墙,探出了犄角。「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就一直在这种不安定里面,每天要排新的节目,排新的舞,很多时候没有演出,很多时候你接不上场,空场的时候多了去了,经常你会有经济的困难。」

偌大的的城市里,梦想无比艰难。「你发现到最后实际干的就是每天挣那几百块钱,甚至有的时候你没这个钱挣。苦不是让你沮丧的地方,就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每天就在那儿演嘛,一场又一场地演,你觉得这是无意义的事情。」

那是一种巨大的望不到头的焦虑,他觉得自己的青春每天随着抽水马桶一按,「刷」就过去了,排进了下水道。

他不能忍受这种从白天等到晚上的彷徨,强迫自己每天写歌词,见唱片公司,以一种「赖皮式的坚持」等待机会的眷顾。「就想再往下走一步,那时候就想,只要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哪怕比昨天多了一点,哪怕我今天写了一段歌词,我觉得今天就没白过。」

那时的驻唱歌手处境是类似的,都在彷徨地等一个不知会不会来的明天。沙宝亮还记得当时的状态:「你处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下,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你只是在拼搏。你不知道拼搏的结果是什么,你只是在拼,在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失败失败再失败,就这样的打击……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土壤里的一颗种子。」

家里一直想让黄渤放弃,有朋友劝他试试做演员,他不愿意,举着4个指头说:「我不挺好的嘛,现在表演一场400块钱!400块钱!」

2000年,朋友推荐黄渤出演了管虎的《上车,走吧》,片子拿了当年的金鸡奖和百合奖。他突然在演戏里找到了另一种快乐,「我觉得好像这工作我能干,能干到多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挺喜欢它。」

那时的他已经在唱歌上折腾了太久,发现离真正想去的地方还是很远,演戏成了那根救命稻草。「你演戏的时候,你哪怕是一个小演员,到时候你也会在那个作品里面出现,3场戏、5场戏我也会出现。唱歌你唱不好,那个演唱会你是无论如何你都上不去,无论如何你都上不去。」

他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去考了北影的进修班,系统地学习表演,为考北影做准备。「那时候的求知欲会更强,因为心里边有那个不稳定感、不安全感,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还不用说毕不毕业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比较猛。」

班里其他同学交一个作业,他交7个。白天排练完骑着自行车回家,他脑子里一直在想小品,越想越激动,越激动蹬得越快,经常蹬脱扣摔地上,扶起车子继续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

王译唯经常和黄渤一起做作业,两个人曾经排过一个小品,叫《火老婆与水丈夫》。学校的排练教室总是被人占着,他俩就在表演系长长的走廊里排练,不知不觉就过了12点,系里的保洁阿姨要做最后一次清扫。那是一个有点魔幻的场景:阿姨在一边拖地,他俩在一旁忘我地走位,激动地念着台词,阿姨不时翻个白眼。  

排练完出来,两人点了根烟,抽几口,黄渤来了句:「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像狗啊。」然后两个人笑作一团。

王译唯总是记得那个排练的夜晚,那是所有人的不安年代,除了咬牙努力,并没有别的方法对抗不安。「他特别特别努力的时候,你越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想要强大、想要证明我自己的心。如果他要是说没有那股劲儿带着你,大家都是说,哎呀,今儿就到这儿就算了,去吃点夜宵去吧,回去歇着吧,没有,就必须今儿就得把这东西弄完。」王译唯说。

凭着这个小品,他俩在学期汇报表演上「灭」了同期的本科表演班,给观看表演的系主任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之后顺利考上2002年的表演配音班铺好了路。

黄渤考上北影的时候已经28岁,班里的同学比他小很多。他迫切想要得到认可,这种焦虑在30岁达到了顶峰。生日那天,他正在拍管虎的戏,晚上去敲导演的门,一起出去喝酒。

管虎看他心情很不好,以为出大事儿了,说:「你别闹啊,什么事儿咱们可以解决,咱这都拍一半了,你不拍要走啊怎么着?」

黄渤说:「没事儿,就是过生日叫你喝两杯,30了,青春没了。」他曾经勾画的30岁时应该做到的事,好像什么都没做到,唱歌和演戏都没什么起色,未来还是遥不可期。             
他仿佛又回到了驻唱时的日子,只能用事情把日子填满。没戏拍的时候,就带着班里男生在家里做彩铃卖钱。徐燕和王译唯都记得那个场景,墙上挂一条棉被隔音,黄渤对着淘来的破麦克风用青岛话或别的方言说,「小哥,来电话了!小哥,来电话了!」录完以后,他用两个指头操作一台破电脑,做一些简单的剪辑,「3块钱一条,可火了,我记得他那第一次挣了多少钱,挣2000多吧。」王译唯说。

「他为什么在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地给你出新的东西?第一可能是他的乐趣,他脑子不转他难受。第二就是他怎么养成他脑子不转难受的习惯呢,可能就是早期演出留下的不安全感,你得不停地学新花样学新歌,老板才会让你唱。」王译唯说。

毕业的时候,黄渤和王译唯拿到了班里唯二的留校任教名额,黄渤同时还收到了一个电影的邀约。那是一个快乐又痛苦的抉择,电影要去重庆拍,拍摄时间和入职培训时间冲突,他只能二选一。

当时,中国的影视行业资源稀少,全北京没有几个剧组,那个邀约来自一名27岁的年轻导演,比较之下,留校任教似乎是个更稳妥的选择。黄渤坐在王译唯家的沙发上,她问他,「你是不是特别想去那个电影啊?」黄渤缩着下巴不说话,那是他纠结犹豫时的表现。  

漫长的纠结之后,他最终决定接拍那部电影,放弃留校。「他是想演戏的,这是他的目标。他肯定不是说我来电影学院读书,我最后当个老师,肯定不是这种目标。」王译唯说。

毕业那年夏天,黄渤收拾行囊,奔赴炎热的重庆,像奔赴命运一般。

那部电影在2006年夏天上映,名字叫《疯狂的石头》。



悖论

黄渤一直往前走。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20岁想要得到的认可和成功,他在之后的人生里尽数得到。他和心里的那头牛不断周旋,不断攀上更高的山峰。可是生活永远谈不上通关,成名之后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的得失悖论,那并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也许是回忆的滤镜,年轻时的境遇里,有很多现在想来让他忍不住微笑的快乐:赶场子的路上,他总能看到穿着晚礼服的女演员坐在摩托车后座,裙摆在风里飘扬,于是心情也飞扬了起来,一起奔向下一个场子。

每天表演完,在昆仑饭店对面喝瓶啤酒吃个串,放串的篮子旁边有老鼠在打转,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吃。最盼望的是城管赶来,小贩一卷炉子跑了,他们拿着没付钱的串,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为了省钱,他练出了火眼金睛,能根据车灯的形状和高低位置判断迎面而来的是面的还是夏利,或是桑塔纳,面的最便宜,10块钱10公里,其他车要贵不少,判断车型之后再决定抬不抬手。

聊起这些的时候,黄渤妙语连珠,逗笑了屋子里所有的人,那是两个多小时采访里的华彩时刻,疲惫的他突然来了兴致,像是一个沉闷的瓶子打开了一道缝,露出影影绰绰的光。

他的神态让人想到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里写过的一句话:「快乐是个属于成年人的词儿。你不必去问一个孩子他是否快乐,你能看得出来。成年人谈论快乐,是因为他们大多都不快乐。」

吴秀波在去年接受《人物》采访时曾回忆过驻唱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所有年轻人的心是真正年轻的,是真正不思退路的,是真正勇敢的,是真正如没有枷锁般两人对立,好坏不分的。」   

黄渤说:「我挺庆幸自己有那样一段青春的,不管不顾,我们真的就是一帮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好,爱好也好,梦想也好,组到一块,自由地,当然也面临压力,但是天南海北的,从南到北的,各个地方去演出,有悲伤,有喜悦,有愤怒,有各种,挺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青春该有的样貌。」

那个时代无可挽回地逝去了。现在的黄渤已经不是徐峥口中那个快乐的小青年。人到中年,生活千头万绪,他被卷入生活的巨大逻辑里,无法脱身。

他越忙碌,越孤独。「外表的繁忙跟内心的孤独有时候是并行的。越忙活,越不得不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挂在齿轮上开始转的时候,反而有这种(孤独感)。」

忙到透不过气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小岛,碧海蓝天,躺在沙滩上,画个画,潜个水,但密集的日程里找不到这种奢侈的空隙。

经历过亲人和朋友的离世,他感觉到了时间的残酷。看着家人,他偶尔悚然一惊,那个人怎么一瞬之间就苍老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的,你早晚都会走到这一步,这些年你要怎么过?」

「有很多的客观事实是你接受与不接受,你希不希望它到来,它都会如期而至。你能掌握跟控制的,就是你自己接受它跟面对它的态度,能够调整的也就是这么大的余地而已。」他说。

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他自由地选择了这种不自由,「也想放松,想不管不顾,你什么时候都想,但是你没用啊,你到了这个时候你是个成熟的人,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

最后的最后,他不得不和生活里无解的困境和平共处。就像《斗牛》的最后一幕,一身萧索的牛二坐在悬崖的石头上,背后是那头相依为命的奶牛。他转身看着牛,像看着自己的一切,说:「别害怕,什么都会过去的。」

他只能从生活的罅隙里寻找快乐。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有一次拍戏拍到了早上才收工。那是一个日出时刻,太阳从海平面上跳出来,孤岛的日出壮美辉煌,很多人在车上疲惫地睡去,曾剑抱着相机跳下了车。他以为只有自己注意到了日出,但远远地,他看到了黄渤一个人在海滩上举着手机拍照的背影。  

认识黄渤很多年的宁浩总是记得和黄渤游泳的场景。在海南,在很多地方,黄渤扑到水里,青岛人有很好的水性,「那个时候就是他自个儿,他也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演员。很简单,很快乐,没有任何身份,只是一个在水里面的人。」

责编 姜京谷 总值班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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