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破乌江天险，创军事奇迹
    乌江只有一条，而红军却成功地抢渡了数次，这在战争史上是个奇迹。1934年底，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和一军团先遣部队在回龙场乌江渡口击溃守敌，抢渡乌江，为大部队进军遵义清除了障碍；1935年1月2日，红三军团由茶山关突破乌江，击溃黔军，进军遵义；1935年1月2日至5日，红一军团第二师抢渡乌江江界河，击溃黔军林秀生部，打开了进军黔北的通道。
    70年后的今天，江界河下游的一座水电站，将改变这块传奇土地的命运。
    ■记者现场采访——
（时间：5月14日；地点：瓮安县江界河渡口）
    “再晚来,你就看不见原生态的红军战斗遗址了，也看不见乌江的险峻了。”电话中，瓮安县宣传部副部长胡乾飞说，由于下游构皮滩电站已经截流，红军突破乌江时的江界河渡口，将成高峡平湖。
    而瓮安有关部门对记者去江界河村采访十分敏感。到了江界河渡口，记者明白了敏感的含义。据当地村民介绍，江界河渡口水面宽约250米至300米，北岸是峭壁悬崖，南岸是一片起伏地。大坝蓄水后，乌江水位将上涨130多米，南岸大部分耕地都将被淹，涉及江界河村的数百户居民。去年11月，村民和县乡移民干部发生了纠葛，“我们希望能早点解决。”村民说。
    江界河渡口曾经是黔东南通往遵义的要道，以前每天曾有上千辆车通过。村民颜香美告诉记者，自1996年上游江界河大桥通车后，渡口顿时落寞。这几年，由于移民搬迁，江界河村发展缓慢，尤其在去年发生冲突后，渡口更加冷清。
    记者表明真正来意后，村民们很热情地找来本村年纪最大的三位长者——79岁的尤泽辉、86岁的尤泽雨和77岁张继斌。他们都是红军当年突破乌江的见证者。
    “红军还没来时，国民党就向老百姓散布谣言，说共匪所到之处，一路烧杀抢掠，还要放毒，村里老百姓都吓得躲到山上去了，只留下老弱病残。”虽然当时只有7岁，但尤泽辉仍记忆犹新，“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红军来了后又送饭又帮忙干活。我哥尤泽洪是帮红军抢渡乌江的两个船工之一，临走时红军还送我哥哥一匹布。”
    “临到渡江那天时，枪声就像炒胡豆一样，辟辟啪啪……”最让老人们记忆深刻的是红军搭浮桥时，几次被激流冲断。当地老百姓搬出自家的磨子捆在竹伐上，拿出门板搭在浮桥上，“那时老百姓真把红军当成了自己亲人。”
    让村民想不通的是，拆迁渡口的红军纪念碑将移至上游大桥处。“我们要把它安置在移民村附近，这是我们的历史财富。”村民甚至计划，将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培养成专职解说员，发展红色旅游。
    来瓮安县前，贵州省委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和谐社会这个提法，其实是1988年胡锦涛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当时胡锦涛在毕节考察时，发现这个红军走过的地方落后的面貌依然没有改变。针对毕节恶劣的自然条件，胡锦涛提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其实，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不但要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社会才可以在以人为本的目标下和谐发展。”这个干部说。
    离开江界河前，记者特地租了一艘快艇进行告别游。70年过去了，乌江依然激浪滔滔，绝壁悬崖峻峭挺拔，但两岸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杨成武将军回忆中的密密翠竹早已荡然无存，吼声如雷的险滩“震天动”上方，飞架起亚洲最大的桁式拱桥——江界河大桥。
    “那里就是老虎洞。”船老板指着南岸一个陡坡向记者讲解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壮烈场面：1935年1月2日夜里，连长毛正华带领4名战士，从那里出发，成功偷渡到对岸，在对岸的岩石下躲了一夜。第二天红军强渡乌江中，这支生死未卜的小分队突然冒出，像一把尖刀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不久的将来，渡口、红军碑以及这些战斗遗迹——都将永别我们的视线。
                            本报记者  陈富勇  冉文/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