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60多年前的抗战重庆，
    难民与精英、政要与乞丐
    从天南地北涌来这里，
    你能问他们从哪里来吗？
    那8年间，
    他们无一例外成了重庆人。
    自明末张献忠血腥屠蜀后，
    重庆府丁户稀若晨星，
    至康熙24年（1685），
    全川人口仅余9万，
    重庆府人丁不及3万，
    “大头猫（老虎）白天都
    敢在街上游荡。”
    然而到1946年，
    重庆人口达124.5万，
    其中移民占90%以上。
    换言之，
    今天的重庆人大多
    不是传统意义的巴人。
    那么我们从哪来呢？
    清初，
    数十万两湖、江西、
    广东人由东部入川。
    史称“湖广填四川”。
    而辛亥革命后，
    重庆人口未出现本质变化，
    1936年城区约30万众，
    抗战爆发后重庆人口剧增，
    八九十万外来移民，
    彻底改变了重庆。
                     有一种精神永远感动重庆
    城市因人而生动。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每一位抗战老人、老兵、亲历者、专家和学者，只要一说到抗战，无不情绪激昂，充满怀念与感奋。
    “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一个人不能没有精神，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精神。在60多年前重庆迈进城市现代化的青春期时，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不幸。125万重庆人在抗战旗帜下凝聚起一种精神，它除了“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共性外，还有独特个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
    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灵魂。
                      顾全大局、万众一心的精神
    艰苦卓绝的抗战告诉人们，“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日本之所以敢侵略中国，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而一旦中华民族攥紧拳头，万众一心，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抗战史专家张仲认为，重庆人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作出了决绝牺牲，“重庆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排外传统。有事例为证，抗战初期东部工厂首迁汉口后，当地一些劣绅对土地漫天要价，致使机器设备没法落地。正在武汉督战的刘湘知道后，着令四川和重庆接收这些工厂，保险费只收70%，地价按最便宜收取。像复旦大学等教育机构，土地基本是无偿奉送。”民族资本家黄云阶所拥有的南岸黄山500亩林地，也是无偿送给政府，成为中央和外交机构的用地。“特别在保护中国工业命脉西迁的40天大决战中，以重庆人为主体的民生公司，用116条性命换来9万吨工业物资。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来大后方工业？”
    抗战史专家冯庆豪认为，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上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的特性，他们宽容、热情地接纳了七八十万客居重庆的下江人，使这些下江人也成为地道的重庆人，全体和衷共济，共御外侮。
勇于牺牲、坚韧奋斗的精神
    形成于抗战重庆的“红岩精神”更是一面旗帜。张仲说，抗战初期，中共南方局只有数百名党员，不久就发展到5万多名，“为什么能这样迅猛？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得民心，让民众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找到了方向。抗战期间，重庆向延安和各地输送了不少人才。”这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重庆遵循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是分不开的。
    这种精神在抗战中得到锤炼和升华，“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变节耻史，”冯庆豪说，重庆既有巴蔓子将军头可断、地不可失的骨血禀赋，也有钓鱼城让蒙古大汗折鞭殒命的勇敢斗志。  
    8年抗战中，川、渝子弟三百余万奔赴前线，牺牲、负伤、失踪70余万，占中国军队阵亡将士的五分之一，殉职和阵亡的川军将领有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等。
                  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精神
    重庆以其特有的山河结构和铮铮铁骨，历经磨难，巍然耸峙。日军对重庆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其目的就是要摧毁重庆人的意志。但他们的妄想最终落空了！”重庆大轰炸索赔团团长高原说，“当时的重庆以下江人为主体，他们大多亲眼目睹国破家亡之痛。他们从沦陷区迁来重庆，对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自由还是当奴隶等严峻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这也感染着重庆原住民：我们，应该怎样为抗战作出贡献？”
    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8444万石，占全国征捐借粮总量的三分之一；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产业工人在大轰炸中坚持生产，累计为前线提供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
    历史无言。伟大的抗战精神，在重庆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记者  张卫  李珩）
                    90万移民彻底改变重庆
    9月1日，渝中区宏声大厦18楼。当记者采访吴理华时，她面前放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年轻男子文质彬彬、西装革履，手里拿着一把小提琴。老人说，这是她在大轰炸中丧生的丈夫罗志强，生前是中央军校特训班的音乐老师。
男女比例：高达155∶100
    “我原先是武汉人，”吴理华淡淡地说，胸前的黄桷兰散发出阵阵幽香，“68年前的汉口，我很幸福，因为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爱我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
    “但七七事变后，汉口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吴说，“有一天，丈夫下班回家让我赶紧收拾，准备离开汉口。”至于去哪，谁也不知道。1938年1月，一家人离开了汉口，随中央军事特训班先后迁到河北沙石、江临、四川丰都、合川。“在合川，我的心碎了！”说到这，吴不住地擦拭眼角的泪水，声音哽咽，“志强被炸死了！”
    丈夫去世后，整个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1942年，为生活所迫，吴只身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来到重庆城艰难谋生。“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重庆人。当时被称作下江人。”
    “和吴理华一样，当时有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涌入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明说，而所谓下江人，即抗战期间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统谓。
    “那时在重庆没什么朋友，”吴理华说，“惟有同乡聚在一起吃吃饭，但大部分是男老乡。”
    “这只是一个缩影，”唐润明指出，至1939年3月统计，重庆人口534745人，其中男性307725人，女性仅有227020人，1945年重庆性别比是155：100，“这说明，相当多的单身男性只身移民重庆，实为战时所迫。”1946年，重庆人口达到顶峰，共计124.5万余人。
90万移民：为重庆带来什么
    市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认为，在迁渝的几十万下江人中，有几大块不能忽略：一是产业工人。“单兵工人就有9万多，加上其它行业，总计不下15万人，他们是大机器时代的真正主人，其到来彻底改变了重庆的生产形态。”二是文化学术人。据统计，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师级人物90%以上内迁，其中大部分到了重庆。三是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也改变了重庆企业传统的管理，促进了城市进步。”
    杨光，82岁，原特殊钢铁厂厂长，1945年毕业分配到第24兵工厂（今特钢厂）。“工厂以前是不搞成本核算的，”杨光说，“直到民国26年由兵工署接收时，才由原官厅会计报销制度改为会计成本制度。”抗战史专家、市档案局局长陆大钺告诉记者，来重庆的下江人中有不少是管理人才，他们使重庆企业的管理焕然一新、技术创新发展。
    如1940年，中南橡胶厂成立后，重庆有了自己的橡胶工业。采访中，工厂的老人们仍记得当年留美归国的学子、高级工程师陈国沧，“他是毛遂自荐加盟中南厂的。”老工人王争光说，“当时滇缅公路运输急需汽车轮胎，前方将士急需军用胶鞋等大批橡胶制品。在陈国沧的带领下，厂里13个技术人员经过日夜研究，终于研制出用废胶制造再生轮胶技术，共计翻造轮胎４万多只，士兵胶鞋数十万双，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师：星辰般照亮天空
    “我是宁波人，”8月26日，在南温泉虎啸口碧波艺宛内，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江碧波缓缓叙述起那段特殊的岁月，“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画，我都深受我父亲影响。”
    1930年的上海，江碧波的父亲江敉是著名的漫画家。“他爱国，画了很多讽刺日军的漫画，惹恼了日本人，日本人到处抓他。”于是1940年，江碧波一家来到重庆，江父进教育部工作。“那时我家在青木关，条件很差，经常有阵亡的人一车车从门前拉过。父亲很悲愤，继续画漫画，发表了很多抗日作品，”江碧波说，“父亲的作品赢得了很多读者！”
    “其实江敉只是那个时代文化界的一个代表，”张仲说，“当时来到重庆的文化界大家灿若星辰，为中国的抗战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报已在前期专题中作过相关报道）
    “抗战胜利后，部分移民归返原籍，但也有不少下江人留在了重庆。”唐润明动情地说，“他们中有不少文化人，为新重庆的发展献出了毕生心血！”      
                                  （记者  张卫  李珩）
                     他们的足迹曾在重庆闪光
    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作出国府迁渝决定。次日，国民政府决议迁都重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升为行政院直辖市，由战前的省辖普通城市升格为中国战时首都，一跃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巨变在重庆历史上前所未有。
    1、迁渝的中央级机构
    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西部科学院、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四川地质调查所等
    2、迁渝的主要学术团体
    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农业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
    3、来渝的著名专家学者
    数学：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
    气象：竺可桢、吕炯
    动物：王家辑、童第周、伍献文、贝时璋、卢于道、刘建康、施白南
    植物：罗宗洛、邓叔群、张景钺、李先闻、方文培、郝景盛、郭质良、施有光、饶钦止、施覆吉、汤玉玮
    物理：萨木栋、吴有训
    经济：李尔康、伍无畏
    地质：李四光、李善邦、张天佑、叶连俊、冯景兰、熊功卿
    教育：马寅初、周谷城、吕振羽、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洪深、李仲珩、卢于道、陈维稷、严家显、吴觉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