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千古外观
    现渝中区石板坡，
    一片白墙黑瓦的吊脚楼依山错落，
    偏安城市一角。
    抗战时期，
    它却遍布重庆大街小巷。
    正因为抗战，
    新式别墅、
    钢筋混凝土房屋出现了，
    它改变了千年不变的
    重庆古城面貌。
    1946年，
    重庆市区面积由原先的46.75平方公里扩大到295.78平方公里。
    1937年以前，
    重庆的自来水奇缺，
    市民饮用水取自两江，
    于是催生1万多挑水夫。
    有400年历史的
    明代下水道不堪重负，
    晴天污水横流，
    雨季则积水成灾。
    这一切，是怎样得到改变的呢？
                     千年之变：从吊脚楼到现代建筑
                      吊脚楼：与棚户区互相对望
    8月31日清晨，当记者来到石板坡东里21号时，太阳已照射到刘兴秀的家门口。82岁的刘在石板坡生活了60多年，“那时前面没有这么整齐的堡坎，家就在崖壁边上，”刘回忆说，“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样的家，“重庆自古就有，”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杨嵩林告诉记者，汉时《华阳国志》就曾记载：重庆地所势刚险，皆重屋景居。“到抗战前，吊脚楼主要分布在临江门、千厮门、南纪门、望龙门、菜园坝、十八梯、石板坡等。”
    “棚户区和吊脚楼是重庆建筑的两大特色。”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说。据《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记载，“棚户区以竹架竹席为主，构成稍避风雨之住所。此类建筑散见于市内贫民窟如安乐洞、忠烈洞、菜园坝等处。”
    “每当秋后水浅时，河滩上的棚户增至2万户以上，栉比而居，与吊脚楼互相对望。”张仲说，“到夏季涨水时，则迁到岸上路旁作短期席棚居住。”
                      洋房子：其实并不结实
    从1938年12月起，日机疯狂轰炸重庆。有一天，当刘兴秀从防空洞里出来时，眼前的情景使她呆住了：整个街区的吊脚楼成了一片废墟。
    “这时，重庆城区冒出许多洋房子。”杨嵩林说，“所谓洋房子用的是砖柱、灰板条、夹皮墙，修起来快，外面看上去也漂亮。”84岁高龄的胡德华就曾住在储奇门的一栋三层楼的洋房子里。老人回忆说，当时她与母亲、丈夫、弟弟4口人住在仅10余平方米的屋里，屋顶还漏水，“下雨天只有撑着伞坐在家里。”
    “其实这是抗战期间修建的临时性房屋，”杨教授说，但日机却纳闷了：怎么昨天才炸了，今天又有这么漂亮的房屋修起来？于是加大了轰炸力度。“因建造时未作永久性打算，其内部并不坚固。到抗战胜利时，洋房子大多破损。”
                   新标志：土黄色公馆与美丰银行
    1938年，生生花园高公馆落成，高原一家搬了进去，“高公馆包括三栋房屋，全是砖木结构，”老人回忆道。
    “战时的重庆聚集了无数国民政府要员、富贾、领事馆，这使充斥吊脚楼、棚户区的重庆冒出不少单家独户的公馆，”杨教授说，“主要集中在四维路、嘉陵新区、国际村一带。”
    在高原的记忆中，那时的重庆城笼罩在一片土黄色中。“这是因为国民政府下令所有建筑必须刷成土黄色，以避免日机轰炸。”而美丰银行（今市人民银行）、川盐银行（今重庆饭店）是当时最结实的房子，“炸弹落它们头上，损伤的也至多是一个边角！”
    “美丰银行是杨廷宝设计的，其立面造型是古代的布币，材料采用钢筋混凝土，是重庆现代建筑的标志。”杨教授评价道。与今天新重庆成百上千的高楼比，美丰可能落伍了，但它见证了重庆建筑面貌的千年之变。
                                         （记者  李  珩）
                    扩城：冲出通远门延伸到北碚
    站在七星岗通远门城墙上，眼前商店林立，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但7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荒坟，属重庆郊区。
                   通远门外：从荒坟到新城区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年仅7岁的胡德华和小伙伴们偷偷摸出通远门去“探险”。
    “那时通远门外全是荒坟，站在坟地里顿时感觉阴风阵阵，颈后发凉，尖叫一声我就急忙跑回家去了。”胡向记者回忆起儿时趣事。
    “当时重庆城区范围仅指通远门以内，而通远门外则是数十万荒冢，”副研究员冯庆豪说，直到1928年7月，市工务局提出《开辟重庆新市区说明书》，以马路建设带动新开辟街道的片区建设，沿长江南区干线及沿嘉陵江北区干线区域才纳入重庆城区范围，“为此还专门组织了迁坟队，经过一年多时间才把数十万荒冢处理完。”
    “到30年代中期，城区由临江门、通远门、南纪门一线向西扩大到曾家岩、两路口、兜子背一线，面积增加了两倍左右，市区面积46.75平方公里。”冯庆豪说。
                   西郊：划入重庆扩城范围
    抗战爆发后，各工矿企业、大专院校、医疗单位纷纷迁渝，兵工署所属的10多家大型兵工厂、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新民机器厂等数百家民营工厂，还有中央大学、陆军大学、中央工校等近数十所大专院校和几十家医疗单位陆续迁入以沙坪坝、磁器口、歌乐山为中心的重庆西郊北部地区。
    “当时我也转学到了歌乐山小学，”高原回忆说，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这一地区被划为疏散区，市民和国民政府军政机构纷纷向郊区疏散。
    “1940年重庆市区扩大时，西郊地区被正式划入重庆市管辖，1941年还在此设立了第13（驻歌乐山）、14（驻磁器口）、17（驻石桥铺）三个行政区。”冯庆豪说。
                     北碚：划入新建卫星城区
    “北碚原是嘉陵江小三峡中的一个普通乡场，面积仅有0.198平方公里。”副研究员张仲告诉记者，从1928年起，北碚地方首脑卢作孚等陆续兴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峡区博物馆、兼善中学、三峡织布厂等，并修建了川北铁路，“到1936年北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一定经济实力、教育相对普及的小市镇。”1939年，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文化团体陆续迁入北碚，北碚划为重庆市的迁建区。
    “迁建区的形成使重庆范围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马王坪、北达溉澜溪。市区周围还有若干卫星城镇，共计295.78平方公里。”冯庆豪介绍说。
                                         （记者  李  珩）
                    守着两江无水喝：15000人挑水为生
陈挑水：每天要挑几十担
    “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这是1938年徐悲鸿在重庆创作的《巴人汲水图》，刻画出当时重庆挑水夫的真实生活。
    三峡博物馆近现代史学者唐维华，向记者讲了一个挑水人的故事。
    “抗战期间，我家住在神仙洞72号。院子里有10多家人无水吃，大家就从乡下请了一个人来挑水。因为他姓陈，大家都叫他陈挑水。”
    “每天一大早，陈挑水就到江边挑水。一趟大概要花三四十分钟，桶面还放上几张菜叶，防止水外淌。每天要挑几十担，几十公斤的一挑水累得陈挑水汗流浃背、双腿打颤。”唐说，“水倒进水缸后，不论清浊每家人都要在缸里加上白矾澄清。”
    陈挑水在神仙洞72号院子里的业务是包月。有时，院子里各家都不缺水，他便挑上水桶，走家串户，问人家需不需要零挑。“陈挑水全靠力气吃饭，人内向，在院子的草棚里住了六七年。1949年九二火灾后，陈挑水不知去向，”唐说，“他挑了那么些年，只能勉强温饱。”
自来水：抗战期间流入百姓家
    据唐维华考证，1930年前，重庆无自来水设施，城市日用水全靠人力挑运。“当时，全市以挑水为业者约1.5万人，他们多来自邻近农村，散居在沿江码头一带。”
    1927年春，重庆成立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筹备处，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设备，于1931年3月正式供水。这套外国设备运转一年多后即损坏。“我听一些老年人讲，1932年天旱，城内饮水奇缺，每天街上各个水站前都挤满了提着水桶等水的孩子。”
    1934年，自来水公司筹备处由政府接管。1937年10月24日，潘昌猷、胡子昂投资200万元合办重庆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敷设水管3.5万米，设售水站10处。1938年9月，修建两浮公路干管，至1944年，售水站共22处，专用户2260户。不久，沙坪坝渝西水厂、李家沱水厂和北碚水厂相继建成，日供水量达4400吨。
    “8年抗战，重庆人口从1937年前的30多万爆涨到1945年的125万，自来水供应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直到解放初，挑水夫仍是一个重要角色。”唐维华说，“现在，市民用水很方便，但凡是年过六十的老重庆人，他们应当都记得那段请人挑水的历史。”
                                        （记者  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