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城与交通网的崛起
    不少专家论及战前重庆工业时称：
    这里几乎无工业可言。
    而今日之重庆，
    是西南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是什么改变了重庆？是抗战。
    抗战时期，
    大批兵工厂与沿海工矿企业迁渝。
    截至1940年，
    迁渝工厂约为243家，
    占迁川工厂总数的93.46％，
    占内迁工厂总数的54％。
    它们不仅向重庆
    移植了数万吨新式机器、
    数万名熟练技工
    与数以亿计的资本，
    更为重庆带来了沿海地区
    数十年积累起来的
    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
    重庆的交通大发展也得益于抗战，
    从市区公路到出川公路，
    从川江航运到航空中心，
    构建起比较完整的交通体系。
                     工业文明一瞥：从泡菜到味精时代
天原厂落户苗儿石
    1940年9月，江北苗儿石。稀稀拉拉的田地割据着嘉陵江边的土地，河边的空地上搭建起许多用薄牛皮纸做的简易作坊，里面摆着灶与大大小小的盐酸罐。
    苗儿石——这块形如大猫、如今已风化的石头，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机遇。1939年，上海天原化工厂相中了这片“隔河观猫”的风水宝地。
    战时相继迁入苗儿石的，还有龙章造纸厂、顺昌铁厂、嘉陵兵工厂等大批企业。“抗战爆发后，四川省政府对内迁工厂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而重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与战时首都的政治地位，吸引了大批工厂的眼球。”市档案馆专家唐润明介绍。
    史载，截至1940年，迁渝工厂约为243家，占迁川工厂总数的93.46％，占内迁工厂总数的54％。
    人口的激增与生产的发展，使苗儿石这片贫瘠的土地第一次见证繁荣。“为了方便货运，在天原厂和龙章厂靠河边修了码头，每小时都开渡到对岸化龙桥；商贩在厂子周边开起了餐馆；厂子附近河边那条小街落户的人多了，小街便逐渐有了个正名：苗儿石正街。”由上海内迁来渝的天原厂退休工程师黄承芳说。  
“味精大王”的保密工作
    其时，中国市场的味精产品只有两种——日本“味之素”与上海“佛手”味精。国人抵制日货，使“味之素”销量大减；“佛手”牌味精则因上海沦陷停产。天原厂迁渝后，下属的天厨味精厂成为重庆第一家味精生产厂家，其生产的产品便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天厨”味精。
    “当时的味精年产量仅几吨，市场需要量小，每瓶仅装5克。我们带着味精瓶天天到餐馆、商贩处宣传，但几乎没什么效果。”黄告诉记者，直到大批下江人迁渝，味精才逐渐被重庆人所接受。
    黄承芳的祖父与中国味精之王吴蕴初是世交。黄工作的部门，是天原厂核心技术部门——厂部研究室。“当时的味精生产技术为了保密，每个工段都由专人负责，只有老板的亲信才知道制作流程。”
    天原厂的老板吴蕴初，本身就是个传奇人物。黄告诉记者，在旧上海，日本“味之素”广告触目皆是。有人花４角钱买了一瓶，经过分析知道它不过是化学物质谷氨酸钠。随后，这个人在家中亭子间用简陋的烧杯、酒精灯做起试验，最终获得几十克心血结晶——国产味精。这人就是吴蕴初！
    “抗战时生产物资紧张，面粉等味精原料奇缺。当时，老板请来一个很有经验的浙江大学生搞研究，让我一天到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牢记整套程序。”
    就是这个黄承芳已记不清姓名的大学生，在国内首次研究出黄豆与大豆制作味精的新技术。
                                          （记者  王蓉）
                       重庆迎来大工厂时代
内迁：
开启工业的黄金时代
    战前重庆工业的潦倒，从以下数据可窥一斑：战前重庆有工厂92家，资本171.6万元，工人10415人，分别仅占全国的2.33%、0.45%、2.27%。“重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重庆除了重庆炼钢厂、四川水泥厂稍具工业性质外，其余都是一些制革、纺织、肥皂、面粉等轻工部门。”唐润明称。
    武汉失守后，大批难民、工厂和机关的涌入及支撑军需的迫切要求，让市场需求量迅速膨胀。1941年-1943年，重庆各地掀起一股工业建设热潮。“不同规模的厂矿风起云涌。经营工厂，成为当时一项最时髦的运动。”唐润明称。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遭受轰炸最频繁的1939年-1941年，重庆开工的工厂为528家，为战前的11.73倍。
    当时的机器纺织业是重庆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轻工行业。
    “1939年1月，我们厂从郑州迁来重庆时，重庆只有一家作坊式纱家。后来陆续迁来了汉口裕华纱厂、申新纱厂等6家纱厂。”重棉一厂的退休高工王志明告诉记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棉染业的手工作坊向机器大工业进发。到1942年，工厂由战前1家急增至13家，布机由几十台增至500余台，年产棉布19万匹；纱锭从无到有达十数万枚，全行业工人1.3万人以上。重庆棉纺织业发展进入“黄金时代”。
三大产业：
兵工、纺织、矿业
    而汉阳、金陵兵工厂等大批兵工制造企业的内迁，使重庆成为大后方主要军事工业基地。战时重庆兵工系统拥有各种工作母机16000余部，职工9万余人，与纺织、矿业构筑成重庆的三大产业部门。
    兵工、治金、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迅猛发展，使重庆工业结构巨变。很快，重庆形成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器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战前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彻底改变。战前，我国轻重工业资本比例大体为8：2；1944年，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已大大超过了轻工业，轻重工业厂家比例完全改观，达到1：4。
    经历了空前大发展的重庆工业，在抗战时期才真正成为了生产中心，并最终巩固了重庆作为战时经济中心的地位。  
                                        （记者  王  蓉）
                       抗战交通：水陆空一起上阵
武库街：
黄包车刹不住车
    四十年代，家住两路口的汪声闻常坐车到夫子池（现解放碑）玩。“当时民生路叫武库街，路段又窄又陡。黄包车夫走这段下坡路时一路飞跑，有时双脚还可以跷起来。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作案，一眨眼就把别人的帽子抢走了。”
    一次，汪声闻坐黄包车经七星岗时，看见前面一对头戴礼帽的年轻男女坐在黄包车上有说有笑。“车夫正拉着二人下坡，突然从美军招待所（现重庆宾馆）前窜出两个男子，冲上来猛地揭掉二人礼帽，然后往坡上跑。年轻男女大叫，‘停下！停下！’车夫想停，但哪里刹得住脚！等停下时，黄包车已冲到临江门，贼早就跑了。”
    此后，汪声闻每次坐黄包车经武库路时，总把帽子取下，紧紧攥在身上。直至解放后，市政府对该路段进行了修坡填平，公共汽车多了起来，抢帽子的事才没发生过。
重庆公路：
12年延长74公里
    1927年，重庆市工务局在通远门外地区平整场地，组织数百人迁坟。经过一年多时间，十数万荒冢处理完毕，长3.5公里的中区干路于1929年开通。随后，市工务局又完成南区干路、民族路、民权路等建设，加上李子坝至磁器口等城郊公路，战前重庆市区公路共达20公里，城郊公路34公里。
    “当时出门办事很不方便，走路再坐滑竿，坐了滑竿又坐黄包车。”84岁的李君安告诉记者，“没事根本不想出门。”
    交通状况的窘困，从以下数据中可以看出：战前重庆城市人口26万左右，仅有营运汽车73辆、自备汽车106辆、黄包车1992辆、自备人力车129辆、营业脚踏车178辆、营业板车10辆、自备车9辆和滑竿3000余架。
    “行路难的原因在于当时公路太少，而且大多是断头路。随着战时大量人口涌入重庆，市工务局不得不大力修路。”李君安告诉记者，1938年马路的新建使交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44年重庆马路干、支线脉络基本形成。解放初，重庆市区、城郊公路分别达到39公里、89公里，比战前增加公路里程74公里。
出川公路：
打通全川命脉
    长江航线被日军切断后，公路便成了重庆与西南、西北各省的主要渠道。“一时间，云集川渝的汽车多达五六千辆，大部分运的是国防进出口物资。重庆的汽车运输一下子火了起来。”李君安称。
    以渝沅线（重庆—川湘边境）、渝筑线（重庆—贵阳）为例，1938年秋至1939年7月，运送旅客高达27.2万人次，行程2048万公里。
    在公路建设中，值得一提的是修于1933年的成渝公路。它是重庆通往市外的第一条公路干线，也是四川省第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干线，被战时重庆商埠工程局长王建模称为全川命脉所关。“其实，1935年蒋介石入川后，已把重庆作为战时后方。”张仲说，“当时，已先后修筑出川的渝黔公路、川陕公路、川鄂公路。战前，重庆已有四条出境公路。抗战时又修筑了川滇公路（从泸州接云南）和滇缅线贵阳至重庆段。这些路在战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38年到1944年，大后方共新修公路11675公里，改善公路88901公里。
川江航运与航空中心
    战时的川江航运成为中流砥柱。从1937年9月民生公司担任川军出川抗战部队的运送任务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止，仅民生公司就有运输抗战部队和壮丁计270万人，武器弹药30余万吨。
    战前，重庆只有3条航空航线，总长4913公里。到1940年，增加到6条航线，总长6680公里，并相继开辟了重庆—河内、重庆—香港航线，总长5880公里。香港沦陷后，重庆航空改由印度加尔各答出境，每周有固定航班，与中美联航接轨后，可飞伊朗、伊拉克、埃及、巴西、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仅1941年上半年，飞行里程达68万公里，载客1.9万人，载货1.05万吨，为大后方航空做出了重大贡献。
                                         （记者 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