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年月商银扬威
    货卖堆山的都邮街、
    银行林立的陕西街，
    被誉为战时首都重庆的
    商业与金融中心。
    它们见证了近代重庆“工业未兴、
    商业极盛”的全景。
    8年抗战，
    为战时首都重庆带来跨越性
    发展——数百家工矿企业迁渝，
    大量人口与资金涌入，
    商号银行如雨后春笋般丛生。
    而银钱业的兴旺
    又为商业提供大量扶持，
    因此战时出现商业金融齐头并进的形势。
    在重庆现代经济史上，
    商银两业是“商业—金融—交通—工业”链条中沸腾的血液，
    其强有力的脉动冲击着重庆经济的心脏。
                       战时商业：2.5万家商铺闹重庆
华华公司促销送骆驼脂
    “抗战时的华华公司，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华联和上海一百，是重庆百货业的头号招牌。每年清仓盘点大减价三日，柜台前人山人海，我们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谈及当日的辉煌，74岁的刘明远至今历历在目。
    刘明远当年工作的华华公司，其名寓意“华人穿华服”，是三十年代由上海三马路大兴绸缎局总经理王延松创建的。1938年武汉沦陷后，华华公司迁至重庆民族路，成为战时重庆最大的绸缎公司。
    现任华华公司董事长王承柯告诉记者，战前重庆服装业主要有六类：前店后场、成衣店、工场、特约服装部、新衣作坊、个体裁缝。但普遍存在规模小，供应品种不齐、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
    华华的到来，在当时平静的布匹销售市场掀起涟漪。
    “当时卖的丝绸、呢绒、棉布和服装面料都是从江浙一带水运来的，全重庆数我们品种最齐、数量最大。很快，华华便坐上布匹销售头把交椅。”
    战时，华华又打了一场漂亮的促销仗，让重庆所有的商铺称奇。
    “当时只要在华华买一段绸缎，公司便免费赠送一小盒骆驼脂护肤品。消息一传出，买布的女人蜂拥而来。华华给当时的重庆商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促销理念。”
    华华在重庆攻城掠地的同时，大批外地商业如潮水般涌向重庆。据统计，1941年，重庆商业字号已从抗战初期的千余家增加为14262家；1942年猛增到25920家。同年，百货业膨胀到2403家，成为战时重庆发展最快的行业。
战时行业公会“管得宽”
    随华华迁渝专做“匹头”生意的宁波、上海人，当时被称为“宁波帮”。
    早在清初，重庆商界就有“左右两条江、上下十三帮”之说，如广货铺是“齐行会”，大宗号是“四圣会”。抗战前，这些行帮进一步发展成为同业公会，外地的行帮则发展成为湖广、江西等“八省会馆”。
    大批商号的涌入，使行帮规模呈几何级增长。张仲称，战前重庆仅有工商业同业公会14个；抗战末期，已达到120个。
    “那时的同业公会管得相当宽，特别是1944年全国实行限价后，所有报价、议价、限价、运价的评定，都由同业公会督促实施。商会还组织了限价检查队，专门检查公司行号。”战前曾在下半城永昌商号工作的何贵清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商会与同业公会还负责制定市场管理办法、调解商事纠纷、建议修改法令等。
    行帮的活跃，标志着商品经济已成为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当年的行帮和同业公会，就是今天重庆各行业协会、商会的前身。至今，它们还在履行着与从前类似的职能：协调本行业与社会的关系，维护各自的利益。”
这里位居西南七关之首
    “战前，重庆虽然已经是四川的商业中心，但小本经营的商贩较多，资本额较大的民营商业企业为数较少。战时内迁的商号，成为后来民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唐润明介绍。
    随着重庆人口的激增，生产生活资料需求随之猛增，街上商号鳞次栉比。
    据抗战史专家张仲介绍，1939年10月，重庆餐饮业已达150余家，服装店达130家。“此时，重庆人不但可以吃到本地川菜，还可以品尝苏州的陆稿荐、北京的丘二馆、丘三馆、湖北的四象村、浙江的状元楼和上海的冠生园。”
    与此同时，重庆外贸中心地位急速上升。
    “战前，从上海到重庆的长江流域是中国的主要外贸区，上海居首，重庆一直处于3-4位。抗战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对外口岸城市相继沦陷，47个海关只剩12个，大都在西南。迁都后，外贸通道也由上海转向了西南。在西南七关（重庆、梧州、南宁、龙州、蒙自、思茅、腾越）中，重庆的地位首当其冲。”唐润明认为。
    1941年，新的海关总税务司在渝成立，重庆正式成为大后方外贸中心。
重庆商业两次飞跃
    “工业未兴，商业极盛”是重庆现代商业的一大特征。可以说，近代史上重庆成为商业中心的两次发展都是被迫的。
    市党史办徐光煦解释，1891年，英国强迫重庆开埠，大量洋货涌入重庆，重庆商业中心初步形成，并逐渐代替了此前军政中心的主要地位。
    第二次重庆商业中心的跨越式发展，得缘于8年抗战。“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迁都，没有将重庆与外界封闭的状况彻底打破，就不会有重庆抗战商业中心的地位，以至后来演变为经济中心。”
    这种深远的历史影响，便是如今人们时常在电视上听过的那句话——“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战时重庆商业中心的形成发展，使重庆成为长江流域经济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此初步确定了重庆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东西部结合的战略地位。
                                          （记者  王  蓉）    
                          打铜街：中国战时的华尔街
金融风暴后的春天
    “七七事变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提款风暴，把我丈夫工作的钱庄搞垮了。”向汝萍说。
    向汝萍，93岁，现家住民生路212号。战前，她丈夫在太平门永大钱庄当会计。当时的重庆，除中央、中国、中国农民银行外，还有聚兴诚、美丰、川盐、川康等13家本地银行。此外，尚有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钱庄23家。  
    突如其来的国变，致使全国银根奇紧，各种公债价格暴跌。“当时，很多重庆钱庄在买卖统一公债。公债暴跌让钱庄亏到唐家沱。为了赎回到期公债，就出现了提款风潮。”就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向汝萍丈夫所在的钱庄垮了台。
    “这场危机，银、钱两业公会以公债和特贷（鸦片）为抵押，向中央、中国、农民三行先后借款700万元告终，但提款风暴毕竟给重庆银钱业带来了硬伤。”重庆市党史办徐光煦告诉记者，为稳定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局势，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迁往战时首都重庆。
    随着四行二局的到来，大批外地银行纷纷迁渝，重庆的地方银行、钱庄也以得天独厚之势，蓬勃发展。  
外地帮与川帮双赢
    “当时迁入的外地银行有两种，一种是财团和商业银行，如号称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还有南四行、小四行等；另一种则是地方银行。”向汝萍回忆。
    据1939年12月7日《商务日报》消息，是时重庆共有银行30余家。加入银行业同业公会者23家，资本约在一亿元以上。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银行业迎来新一轮扩张。“很多上海租界的银行到重庆开设了分行，英国汇丰和麦加利银行等外资银行也首次登陆重庆。”
    “外地帮”不断涌入的同时，川帮活动能量不断增大，形成以五大银行（聚兴诚、美丰、川盐、川康、重庆商业）为核心的川帮财团。据《近代重庆城市史》资料，抗战初期，这几家银行平均资本不过200万元，到抗战结束时，平均资本已达到2500万元，是战争初期的12.5倍。
    “外地银行开进重庆的同时，重庆银行也借机向外扩展。”徐光煦告诉记者，1943年，重庆商业银行先后与四川、云南、湖南、湖北等15个城市建立了业务联系。
重庆出现“华尔街”
    “当时的打铜街到陕西路一带，号称中国战时‘华尔街’，川康、川业、汇丰等许多银行都在这条街上，大部分是西式建筑风格。每天前来存取款的人川流不息，柜台里尽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原川康银行职员、87岁的王德懿老人告诉记者，1945年她参加工作时，重庆银行业的繁荣达到了巅峰，仅加入银行公会的银行就有75家，从业人员高达4000余人。
    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重庆一共有银行钱庄机构233个。全国国统区共有总行416家，重庆约占15％。而银钱业在这种扩张中能量不断加强，主要表现为存款增加、贷款数目巨大、资金调动能力加强。史载，1944年重庆工商业及私人存款高达13.49亿元，较战前增加近50倍。战时首都重庆，已成长为中国的最大的“银都”。
                                       （记者  王  蓉）
                       机场故事：天空之梦很精彩
    1938年1月，上海中国航空、欧亚航空公司先后迁渝。随着珊瑚坝、九龙坡、大中坝、白市驿等机场的修扩建，重庆成为中国民用航空网络的核心，负载起“驼蜂”航线以及国内大批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强大的空中物流运送支援下，重庆商业进入新一轮繁荣。
广阳坝机场：飞行表演误炸学员
    1929年，刘湘在南岸长江的小岛广阳坝修建了重庆第一个机场。建成后，刘湘请德国人亨利架着美国产霍克飞机作试飞表演。当时，飞机投弹由飞行员手握炸弹投掷。表演时，亨利竟意外地将炸弹投在参观的军校学员队伍中，炸死炸伤学员100多人。
    1938年2月18日，广阳坝机场遭日机轰炸。经过半年扩修，飞机终于可编队起飞。
九龙坡机场：见证“挥手之间”
    九龙坡机场建于1939年。1950年，成渝铁路开始铺轨，机场改建成火车站。
    九龙坡机场曾承载最辉煌的历史瞬间。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所乘专机就是在九龙坡机场降落的。“当时没有礼仪队，只有大批国民党军政要人出场迎接，规格很高。”家住九龙坡黄桷坪大岩头的85岁老人喻忠林说，“大人小孩都站在离机场2000米左右的马路边眼巴巴地望着。下午3点左右，一架绿色飞机降落在机场上。第二个走出机舱的人站在舱前，取下头上的盔式帽向人们挥手致意。这就是毛主席！”
珊瑚坝机场：“救了我一命！”
    珊瑚坝机场建于1938年，沿用自然坡度东高西低，可起降水陆两用飞机。抗战时，这里的乘客多为军政要员和达官显贵。1950年长江涨水后，飞机全部改在白市驿机场起降，珊瑚坝机场的民航史从此结束。
    “珊瑚坝机场救了我一命。”94岁的曹世雄告诉记者。抗战时，曹是美国通用重庆代理商新华汽车贸易公司的员工。“1940年夏天，公司派我到缅甸任职，我到珊瑚坝等飞机。”不久空袭来临，日机丢下一批炸弹后扬长而去。警报解除，“快登机时，一位邻居跑来报信说，‘你家被炸平了！’如果不是早点出来等飞机，我早就被洗白了。”              
                                     （记者  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