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桃李满天下
    68年前的盛夏，
    烽火连天山河破碎。
    日寇为摧毁中华教育，
    采取了野蛮手段：
    当时全国仅有的108所高校中，
    即有91所遭日机轰炸，
    其中25所停办。
    各高校及部分中学开始艰难的西迁，
    其中31所高校迁来重庆。
    这意味着，
    重庆从一个教育封闭的城市，
    一跃成为中国的教育中心，
    迎来了她教育的黄金时代。
    战争对整个民族是不幸的，
    但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
    却从此肩负起传承
    中国教育的使命。
    在弥漫的战火中，
    一批批学生毕业了，
    他们因炮火的洗礼变得更刚毅。
    他们或走上战场，
    或实业救国，
    为抗战的胜利及共和国的建设
    书写了绚烂的篇章。
                      重庆：38所高校的黄金时代
    “1936年的上海街头，我很神气，因为我穿着漂亮的旗袍，胸前挂着三角形的交大校徽，”采访中，王德懿老人对记者回忆说，“整个上海交大只有我一个重庆女生！”1937年8月初，黄浦江畔战云密布，学校20名女生中惟一来自西部的女子王德懿搭上了民生公司撤离的轮船。整整10天后，她回到家乡重庆。
艰难西迁：中央大学鸡犬不留
    国立中央大学原在南京城内，设文、理、法、农、工、医、师范7个学院共37个系。“八·一三事变”后，中央大学准备西迁。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用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采访中，原中央大学学生张维礼老人至今记得校长罗家伦在宣布学校西迁时的号召。大家都很兴奋，但师生们最担心的是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量太大，怎么搬？
    “当时卢作孚先生一口答应下来，无偿为中大运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入川！”原民生老人李少亭回忆起往事，不无自豪。1938年11月，中央大学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完整运抵重庆，甚至畜牧场养的马牛羊鸡犬也辗转运来。对此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曾赞叹说：“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是鸡犬不留啊！"和中大一样，西迁来渝的所有学校虽历程艰难，但都得到了各界大力支持。
教育事业：并未因战争中断
    “抗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教授、学者、专家和学生在战火中从华北、东北、华东等沦陷区辗转千里来到重庆。”抗战史专家唐润明告诉记者，“1937年8月，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内迁肇始，开始了我国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校迁徙。”
    “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都来到了重庆。”高原的父亲高显鉴，曾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提到战时高校，这位77岁的老人如数家珍，“当时还有为抗战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如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等。”
    “抗战初迁来重庆的高校达31所。”唐润明报出一组数据。战前，重庆仅有高校2所，战争开始后，加上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相继在重庆创办的高院，重庆高校最盛时多达38所。
    “高校内迁还带动了重庆本地教育的发展。”据唐润明考证，重庆的中等学校到1944年已增加到72所，学生25449人，为战前的3.6倍；国民教育学校到1945年增加到294所，比1940年增加了7倍。
    这么多学校云集重庆，不仅在重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重庆的教育并未因战争而中断，反而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政要名师：会聚重庆育人才
    “身着长衫的曹禺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特别是讲《哈姆雷特》时，几乎是边讲边演，很有感染力。”今年87岁的曹越华老人曾就读于北碚复旦大学，对曹禺讲授英国戏剧文学的情景记忆犹新。
    当时重庆不仅学校数量多，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也汇集于此。今年82岁的杨光是国立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毕业生，说起自己的老师十分骄傲：“当时化工专业系主任马杰是美国俄亥俄博士，土木专业系主任许传金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机械系主任毛绍青曾留学法国……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于右任等政界、军界、文化界、教育界名人要员还时常到各个学校作激情演讲。”
    “第一次听周恩来演讲是1938年12月下旬，当时日寇相继占领了武汉、广州，大片国土沦陷。”曾就读于中央工校的王德裕回忆。在学生们对抗日前景一片忧虑中，周恩来来到中央大学礼堂（今重大松林坡礼堂）发表了《第二期抗战形势》的演讲。众多师生将并不宽敞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详细阐述了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批判了亡国论和速战论，“一扫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沉闷气氛，使大家看到了抗战的前途！”王德裕说。
                                           （记者  李  珩）
                      中国“诺贝尔”们大多是重庆造
艰苦岁月：历练一代中国精英
    “那时学习气氛非常浓，”1941年考进清华中学的李福华老人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没电，晚上只能在桐油灯微弱的灯光下看书。夏天蚊子特别多，又没蚊香，只好穿上长裤看书。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同样就读于清华中学的高原告诉记者，主食是糙米，里面搀着石谷子甚至耗子屎，菜大多时候是素菜，冬天几乎天天吃胡萝卜。
    生活虽艰苦，但实业救国的梦想却深植学子心中。没多久，李福华就怀着梦想考入达德高级商业学校，决定从商。1945年底，进入聚兴诚银行的李福华结束了练习生生活，在总行的人事考核中，经理评价是：“工作认真负责，熟悉业务快，对顾客热情。”李福华认为这来源于他在清华中学时所打下的基础。
    “知道黄伯明吧？他曾是我的同桌，设计出了万人瞩目的三峡大坝！”王德裕老人自豪地告诉记者。记者所采访的其他几位老人也很有成就：杨光，原重庆特殊钢铁厂厂长；李福华，原市冶金局集体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高原，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王德裕，原重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而在南开中学1941级校友名单上，记者见到赫然印着朱光亚、郭可信、侯虞钧、梁思礼等两院院士的名字。高原说，“美国华裔的老一代科学家和目前中国的顶级专家学者，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诺贝尔们，如卫星回收总指挥任新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他们青年时代都是在重庆求学的！”
    冯庆豪考证，“8年来在重庆毕业的若干批学生，主要充实到各抗战机构和军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发挥了绝对的精英作用。”
教学质量：能毕业就绝不是庸医
    何桂贞，87岁，1943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1938年迁重庆北碚，今南京医科大学）的她进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集团）厂部医院任内科医生。之前，她学了6年医。
    “学校分前、后期各3年，分别学习不同的内容，”何告诉记者，“前3年，我们要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基础课程，后3年则是一边学习临床医学，一边到学校附属医院实习。当时的考试相当严格，通过后才能进入下一学期，否则就要留级。”
    “医院的每个科室都要轮流实习，”何桂贞说：“到6年级时，我都敢走进外科手术室帮主治医生开刀动手术了！”因此何认为他们那一代学医的人，“能够毕业的，绝对不是庸医！”
相关科目：设置已经很前沿
    提到今天的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但1937年，当20岁的王德懿从上海回到重庆时，重庆大学仅有工学院和理学院。
    随着大量沦陷区学生的涌入，鉴于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大批内迁，急需工商管理人才，重庆大学增设商学院，“于是我成为商学院第一批学生。”王德懿自豪地说。“1938年，学院又建成银行保险系、会计统计系和工商管理系。”
    “不光是重大创设新专业，”唐润明告诉记者，“1942年，国立交通大学为适应战时航空技术的需要，创立了航空工程系；复旦大学设置了会计、银行、垦殖、茶叶等专修科；中央政治学校还增设了蒙、印、藏等语文专修科……那时的很多科目已经很前沿。”
不交学费：贷金制保障穷孩子
    “那时学校是不收学费的，”当记者提出战时学校的收费时，王德裕老人连忙摆手，“还倒发生活费呢！”
    77岁的王德裕老人1944年进入中央工校学习。让他这个穷孩子记忆最深的，就是学校免去了昂贵的学费，使他也能进入高等学府学习。
    “当时实行了贷金制度，”张仲强调，1938年3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为解决战区流亡青年的生活问题，制订和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予以贷金，此法也适用于公私立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到1939年，教育部津贴的学生已达10-14万人。”
    在艰苦的战时条件下，贷金制度让许多青年学子在重庆完成了学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记者  李  珩）
采编后记
    在本专题采编中，我们一直为那个年代特殊的精神所感动。那一代人的青春与这座城市的现代进程相辅相成，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刚毅、顽强、乐观、团结。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已过世，或年事已高，或记忆不那么清晰，但他们的精神令我们肃然起敬。我们试图将这种感动转述给更多的读者，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