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作家,文史工作者,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宋氏姊妹在重庆》、《没有公开的秘密》、《虎!虎!虎!》、《史迪威与中国》、《解密飞虎队》、《重庆商界》等书;与人合著《陪都人物纪事》、《名流写真》等书。所著《西南局第一书记》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优秀作品。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重庆在封闭状态中度过漫长岁月,直到明末还只是一个军事重镇,生产水平低下。蜀道难,连绵不断的群山环抱着这座城,每条路的尽头都是山,打仗倒是个好地方,讨生活可真不易。先民们勇敢豪迈,上马知兵下马知饮,与财神爷却从来无缘。他们勤劳节俭,一枚铜板掰成两半花,却老是摆脱不掉贫困的桎梏。憧憬中的繁荣昌盛,似乎仅仅存在于梦境里。
是重庆人迟钝么?非也,这里出过状元,出过宰相。是重庆人懒惰么?非也,在自来水厂没有建成前,本埠的挑水夫曾达2万多名,是个正二八经的职业。即便在如今,街头仍然有着大量的“棒棒军”,一呼百应。症结在于重庆地位不高,区位不佳,获得外援不多。
不过,近代以来,重庆有过三次开放,每次开放都推进了它的城市化进程。
189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文规定“重庆即准作通商口岸无异”,1891年3月重庆开埠。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三峡博物馆收藏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上看到,有一条洋人的小火轮停泊在南岸龙门浩,标明的英文名称为“立德乐”,它是山城第一次开放的见证。
英国的毛呢、花纱;日本的五金器材、药品;美国的颜料、煤油灯;印度的香料、首饰;在密如蛛网的交易所内交割。各类汇票、银票、账单、清单,在多如牛毛的钱庄里兑现、结算。江边的旅馆凉爽通风,客商过往自然多愿住此,赴京赴省赶考的学子也多在此下榻。客人中还有催款的师爷、逃债的佃户、浪迹江湖的艺人、云游四海的郎中。每至夜幕降临,便有弹琵琶、抱月琴的艺人,奏扬琴、唱小曲的艺妓来店卖艺,为旅客们消愁解闷。当时的《广益丛报》曾写道:“吾渝之繁华,多在杨子江畔一侧。”这是对当时重庆城的写照。
第一次开放,使重庆一面半殖民化,一面近代化,这也是旧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共同轨迹。西方工业和作坊生产、洋货和山货、外国药品和祖传丸散、无声电影和线装书,在山城不知火拼了多少回合。
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挤走了洋船,包揽了长江的航运,古耕虞的“虎牌”猪鬃,占销往美国的九成,胡子昂参股的川帮银行和企业,信誉数一数二。这三位先生都是地道的重庆老乡。
抗战爆发东南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公教机关纷纷迁渝。一个原本不过30多万人口的城市,突然拥入70多万“下江人”,在高高的石梯坎爬上爬下,闯九州荡六合。
本埠市民深明大义,并未因物价高涨而迁怒于逃难的同胞。外省人没有房子住,我租借给你;外省人做生意缺少头寸,我贷款给你。一向只演出川剧的“章华”大戏院,赞同京剧、汉剧上演;秦淮艺人歌女开办的“小广寒”曲艺场,亦有本地观众捧场。祖祖辈辈嗜好辣椒的本埠市民,突然爱上“味精大王”吴蕴初推销的“天厨”味精;世世代代只吃麻饼的重庆老乡,一夜间啃起冼冠生监制的“冠生园”粤式月饼。
由于东南沿海大批工矿企业迁渝,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达綦江建成了重庆工业区,共有门类齐全的企业429家。在这座移民城市里,有着各地的口音,各色的脸庞,交换今日的家什,畅谈明日的营生。四川的柑桔,云贵的土特产,同仇敌忾的部队,日夜生产的军火,源源不断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运送出去。这座城一跃而起,如日中天,全世界半闭的耳朵,突然被它震得嗡嗡响。
各地的一些著名文化人也在这时来到重庆,创造了灿烂的抗战文化。
可以说,第二次开放为重庆工业的发展和支撑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影响了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格。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批准重庆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特别是1997年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以来,重庆迎来第三次开放。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这就是重庆精神的体现。路途荆棘丛生么?重庆人有垦荒的斗志。路途沙漠绵延么?重庆人有骆驼的脚步。都说重庆破解了百万三峡移民的大难题,可知道多少人为此耗费了心血。都说重庆是“桥都”,可知道多少桥梁建设者为此抛洒了智慧和汗水。
先贤往哲的业绩,像风掠过,像火燃过。但重庆人不靠典当昨日的荣光度日,而着眼于未来的开创。大城市带动大农村,让三峡的红叶遍染江岸,让梦想多年的繁荣兴旺驮上“嘉陵”、“长安”的翅膀。
重庆的肩头负荷过日月晨昏,身上留有外国强盗的弹孔,严寒磨砺过它的意志,酷暑考验过它的执著。这里也许没有太多的儒雅和文气,但却带有沉甸甸的希冀和重托,不动声色地把希望的种子埋入泥土,用汗水浇灌实实在在的春华秋实。
改革开放20多年,重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与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有差距,但重庆人已经打开了眼界,她将以更宽广的胸怀,与世界接轨,让重庆这颗长江上游的明珠,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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