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带给重庆民企四大经验
    本报讯 浙江温州的打火机这几年名声大振，其主要原因是打赢中国民企第一场洋官司。昨日，温州打火机企业负责人向“重庆媒体沿海行”采访团披露了这一场洋官司的前因后果，并为重庆民企打洋官司支招。
    2002年6月，应欧州打火机制造厂联合要求，欧盟宣布对中国特别是温州出口的打火机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温州打火机年出口6亿多只，其中1/3出口欧盟，如果丢掉欧盟市场，则意味着一批企业将面临倒闭。
    从没打过洋官司的温商，决定与欧盟较真。接到欧盟的通知后，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果断决定，筹集资金、聘请律师、联合同行积极应诉。浙江大虎等15家打火机企业提出产业无损害抗辩。
    欧盟官员随后多次来温州，对应诉企业的财务、销售，成本等所有账目进行详细调查。2003年7月，原告方欧州打火机制造商终于撤诉，欧盟决定停止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调查。
    几年来，温州不但成了全国的打火机主要生产基地，而且还以质优、价廉的双重优势，淘汰了垄断打火机市场几十年的日本与韩国，这些国家80%的打火机厂都倒闭了。
    温州打赢了中国民企反倾销第一案，给重庆民企带来了四大经验。首先，民企老板要对WTO的规则烂熟于心，遇到老外用借口找麻烦时才知道如何对付。比如，温商与老外打反倾销官司，就是在熟悉规则的前提下，提出了产业无损害抗辩；其次，民企不要被洋官司吓倒，只要自己符合规则要求，没有损害公众利益，应像在国内打官司一样去打洋官司；第三，行业协会一定要真正起到“民企的家”的作用，在行业或某一企业遇到洋官司时，应统一组织、协调，团结一致地打洋官司；最后，民企还应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民企只有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在国际竞争中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新闻纵深:
温州民营经济从“弹棉花”起家
    说起浙江温州的民营经济，那真是全国首屈一指。从1978年到2002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从13亿元增加到1055亿元；财政收入从1．35亿元增加到126亿元。其中，民营经济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占85％，在上交税收中占80％。
    什么原因使温州民营经济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本报特派记者这两天通过对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走访得出令人惊讶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弹棉花帮”。
    温州地处浙江中部，与浙江和福建交界。以前只有两种方式与外界进行商贸流通：一是与长三角和福建省相连的高速路；二是通过大海与厦门、上海等地交流。正是这种封闭的环境，使温州人“穷则思变”，几乎人人都有想当老板的想法，也造就了他们“白天能当老板、晚上能睡地板”的吃苦耐劳精神。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内很多地方的日常生活用品短缺，而当时有很多温州乡里人靠弹棉花，行走在全国的城乡，被称为“弹棉花帮”。这些人将市场短缺小商品的信息反馈回温州，温州人就顺应市场搞起了小作坊，主要生产纽扣之类的小商品。
    当小商品生产出来以后，温州遍布全国的“弹棉花帮”就成了一张全国分销网。他们利用上门弹棉花的机会，推销自己的小商品。
    当计划经济松动，政府默认了小商品的生产销售活动之后，“弹棉花帮”就扔掉了手中的弹弓，转变为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人员，他们逐渐开始进军各地市场，占据城市里的商场。现在“弹棉花帮”消失了，但温州商人的全国分销网却更强大了。这张网现在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已经布向了全世界。

记者手记:
三角形结构靠的是相互支撑
    我走完长三角经济区后发现，繁荣的长三角之所以繁荣，就像三角形的稳定原理一样———他们在相互支撑。
    在上海、昆山、苏州、义乌、温州等地，记者发现这几个城市的交通干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中，江浙沪三地车辆几乎各占了一半左右。三省市的官员们都说，这是江浙沪相互融合的一种方式，也是三地相互支撑的一种表现。
    在上海，每年都有一次长三角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江苏，民企每到周末都要请上海的专家搞科研、进行技术改造，民间戏称“星期天工程师”；在浙江，各地级市与江沪的往来甚为密切。以上海为例，开发商每开一个楼盘，几乎都要派专车到温州请“太太团”参观。
    江浙沪三地除了企业界和民间交流频繁，官员之间的交流也成了一种常态。三地官员的心态都一样：打造服务型政府，抓住发展不放松。
    看到长三角这种繁荣，我想起了川渝经济区，想起了西部各省市。如果我们也像长三角一样，各地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信明天会发展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