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连载

　　1975年秋天，吕继红背着铺盖，提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到了北京。那天，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蓝色中山装，一双新的松紧口的布鞋，戴着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和他爸爸留给他的一块发了黄的手表，显得很是与众不同。

　　一下火车，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火车站红旗招展，车站的显要位置就是“华北大学新生接待站”。

　　进校后，在写有“数学系”牌子的报到处，吕继红看到一位教师模样的人，指着“数学系”的牌子问一女同学：“喜欢学这个嘛？”她说，“我喜欢理工科。”那位老师笑了，带着几分贬义。吕继红走过去，悄悄的跟她说，“理科是理科，工科是工科，不能说理工科。”她刹那间脸红了，“那——”，她抬头望望数学系报到处的招牌。吕继红说，“数学系是理科，不能说成理工科。”“啊，记住了——”她说着脸红了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她又嗫嚅地告诉吕继红，她叫冯淑萍。

　　冯淑萍从她所在县的高中毕业了，吃商品粮的有的进了厂，有的下了乡当了知青。农民出身的冯淑萍只有一条路，就是回乡去当农民。不过，她已经满足了，若以她的父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恐怕连初中也读不下来呢。

　　高中三年，冯淑萍为了省钱，主食（当地人叫干粮）都是自带，一星期回家两次，也就十里路，只是早晚花五分钱买碗热稀饭，就着干粮和咸菜。她就这样读了三年。 

　　冯淑萍的数学老师，文革前华大数学系毕业。冯淑萍经常借这位老师的书来看，不懂就向这位老师请教。当时流传“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爱读书的不多，爱读数学的学生就更少，老师的知识也无从发挥。这位女教师一直没结婚，自从有了冯淑萍这个学生，老师觉得她学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生活充实多了。 

　　冯淑萍毕业了回到了农村老家。冯淑萍想，既然当农民了，就把农活干好。冯淑萍干活起早贪黑，非常积极，在当年就被评为先进社员，而且还入了党。

　　当时，到处推广数学大师华罗庚的优选法，冯淑萍在女教师处知道了数学可以用到农业生产中，就借了《优选法》回去看。在繁忙的生产之余，她又一次一头扎进了书本里，一次又一次地往县中跑，找老师、借资料。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她居然写出了用优选法理论改变粮食选种的文章，并偷偷投稿到中国科学院办的《应用科学》杂志上。但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 

　　1975年秋，冯淑萍从邻居家的电子管收音机里听到了大学招生的消息。收音机里说，初中毕业以上有三年实践经验的下乡、回乡青年都可自愿报名参加。

　　冯淑萍到大队部报名，大队干部不耐烦地问她，“你咋知道的？”冯淑萍说，“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大队干部冷冷一笑，“好啊，那你向收音机报名去吧！”

　　冯淑萍走出大队部也自嘲地笑笑，本来也没报多大希望。

　　不久，冯淑萍意外地被推荐上大学了。一开始她不相信，她父亲是一个连话都说不囫囵的庄稼人。除她本人有高中文化外，往上数三代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的，怎么能希望登大学的门呢？但她上大学千真万确，而且她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大学华北大学，检查完身体就可以动身了。天上摘月亮，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幸运地出现了！

　　检查身体在公社卫生院，结束时公社革委会主任把她和她父亲留下了，说有事和她们谈。

　　“没什么大事。”革委会主任满脸堆笑，让座、倒茶之后语气轻松地开了口：“我看淑萍这孩子不错，表现很好，还是党员，是我提议让淑萍上大学的。”主任装腔作势，“啊——”“哼——”“这个——我们张家想和你们老冯家攀个亲戚。高攀了，哈哈……”

　　冯淑萍瞠目结舌，他爸爸呆若木鸡。

　　“今儿个先见个面，冯淑萍上华北大学数学系，我家的张建社今年也去津沽大学哲学系读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以后也好联系，是不是？”

　　“是，是的……”父亲不知所措地点头。

　　“建社，你出来。”

　　从套间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刀刃脸，虾米腰，两只凸出的鱼泡眼直瞪瞪看着她……

　　冯淑萍从屋里冲出来，找她父亲，找不到。在路过会议室的时候，冯淑萍发现主任和父亲正对着热腾腾的饭菜对酌。主任亮着嗓门，笑着劝酒；父亲受宠若惊，弓着腰一个劲地点头喝酒。

　　冯淑萍发现自己被出卖了，她站在会议室外，十分地委屈气愤，泪水顺着脸颊刷刷流下。但是，大学的吸引，求知的欲望，迫使她擦去了眼泪，她咬着牙点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