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档理由

　　改革，必然有阵痛。重庆国企改革的第一次巨大阵痛来自重庆针织总厂：1992年11月3日，重庆针织总厂宣布破产，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国企破产案，震动一时。16年过去了，虽然其间企业破产的规模不断刷新，但许多人仍不能忘却我市国企第一次破产的阵痛，它是内心的一种疼痛，更有疼痛后的沉思。

　　原重针总厂职工对当年还有怎样的记忆？日前，记者走进陈家坪，采访了王雪梅等原重针总厂职工。自1992年起，王就失业了——一家有3000名职工的大企业，怎么说破就破了？它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市国企改革第一次阵痛来自重庆针织总厂

　　这是当年全国最大国企破产案。原因：依法治厂不力，厂内盗窃成风，货款收不回来

　　1992年11月3日，首家国企重庆针织总厂宣告破产。

　　破产瞬间

　　1992年11月3日，重庆针织总厂被法院正式宣告破产：这家工厂当时有3000名职工、4000多万元固定资产，负债8000多万元，每天面临50多家“债主”催讨。法院最后判决破产，将所有资产清算后，给50多家“债主”平均偿还一点，其余的一笔勾销，工厂从此解散。

　　在重庆原副市长秦昌典的一篇文章中，将重针总厂称为我国西南最大的国有针织企业，说该企业“有过辉煌的岁月”——这么一家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宣告死亡，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破产前，原重庆市委书记箫秧到该厂给职工做思想工作：你们的工厂，欠了人家8000多万，你们自己的全部资产才4000多万，你说怎么办？要这样下去，每年的利息就要七八百万，这样的日子还过不过？吃不吃饭？如果就这么混下去，行不通。

　　箫秧说：“所谓破产，就是用你这4000多万元，来偿还8000多万元，这就叫破产，借的钱不还了，就吹了，至少吹百分之几十……破产后，只要我箫秧有饭吃，重针总厂的职工也都会有饭吃。”

　　市委书记的表态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一切水到渠成。1992年11月3日，市第一中院正式裁决，在法院最大的审判厅举行，法庭里坐满了旁听的职工和市民。法院宣传科干事罗固理负责摄影，记录了整个过程。16年过去了，罗固理依然保存着当时拍摄的老照片，也记得当时的场景：厂长罗素明坐在法庭里边，当年他才30多岁，表情一直很沉重。当法官高声宣读“重针总厂自裁决之日破产”时，罗素明伸出左手，紧紧捂着嘴部，眼睛微闭，身体前倾，表情痛苦。一些旁听的老职工悲痛万分，失声痛哭——端了多年的铁饭碗一下子碎了，今后的日子怎么办？

　　破产原因

　　破产前，重针总厂说起来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更像一个家族企业。

　　重针总厂的大部分职工，居住在陈家坪“小青砖”，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记得张明浩一家人，原工会干部潘庆新回忆：“张家一共有九兄弟，九兄弟本人，包括九兄弟的子女，30多个，都在厂里上班。”

　　老潘回忆：张明浩排行老五，有4个孩子，他的八弟在厂里搞缝纫机“保全”，维修缝纫机，八弟两个孩子当工人，九弟好像也有两个孩子。当时厂里效益好，工人子女通过照顾、顶替、接班等各种方式进入重针总厂，厂里的家属子女越来越多，搞得工厂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甚至有人传言，有一家人，前前后后有100多个亲戚朋友在重针总厂上班。

　　《南方周末》有两位记者1991年到这家工厂采访，到一名工人家作客。发现工人家里到处陈列着袜子、内衣、衣服布料等产品，好像工厂陈列室一样，很吃惊。而这名工人大方地说：“别客气，这些东西你喜欢就自己拿，反正我也没花钱，都是从工厂拿的，工厂就是我的家嘛！”

　　当时厂子周边，有许多私人纺织作坊。有些工人上午在厂里上班，下午在作坊里上班。工厂研制出的新产品还没上市，却先从作坊里冒出来。现在该厂已经破产10多年了，老厂址周围依然还存在一些小型纺织企业。所以箫秧曾这样发问：“工厂周围有100多家个体户，哪个不发财？唯独我们工厂赔钱，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官方的说法认为，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直接导火线，是一笔贷款，演变成滚雪球般的“阎王债”。

　　潘庆新回忆：我们厂上世纪80年代生产挺火热，1985年前后，厂领导脑壳发热，从英国、瑞士、德国等地进口了一大批高档设备，生产毛毯等高档纺织品。设备运回来之后，调试不到位，生产断断续续。更要命的是，购买这些东西借了许多钱，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时必须用日元结算。

　　潘庆新说：1986年签订合同时，10万日元大约折合人民币1100多元。后来日元日渐坚挺，不断升值，而人民币相对贬值。到1991年，日元升值了大约4倍，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500多元。重针总厂当年283万元人民币的债务，摇身变成了1300多万元人民币。

　　雪上加霜，只有破产。

　　新的生活

　　破产之后，工人领取了一段时间的待业救济金，然后各自开始新的人生。王雪梅等100多名工人选取的道路与众不同，她们到渝中区环卫局当起了环卫工，负责清扫渝中区国际村这段大马路。

　　她依然居住在陈家坪重针总厂宿舍，每天凌晨4点起床，这时天上还有星星，城市非常安静。她乘坐最早的班车赶路，凌晨5点开始工作。早上8时许，当大多数市民开始上班的时候，她已经将这条马路清扫得干干净净。

　　王雪梅先后在解放碑、两路口、大坪环卫所工作过，除了扫街之外，还进过执法队，戴着胸牌等证件，处罚那些在大街上乱吐口痰，乱丢垃圾的人。

　　和她一起去的100多名工友，有些受不了这份苦，中途打了退堂鼓，只有28人最终留了下来，转为正式工。

　　现在王雪梅已经退休，在陈家坪的老房子里享受幸福生活。

　　1993年3月，重庆海外实业整体购买原重针总厂的所有固定资产，接收了800名老重针总厂的工人，潘庆新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工人或者退休，或者安置到其他单位。

　　现在，老潘也已从海外实业退休，他也居住在陈家坪“小青砖”，过一条马路，走10来分钟，就来到重针总厂当年的厂区，围墙和大树都没有变，只是这里又变换了主人，一家房地产公司买下了地盘，即将动工修建住宅小区。

　　老潘现在的生活和王雪梅一样，平静而幸福，依然对重针总厂的老厂房充满了感情。但是他说，不必留恋老重针总厂的生产和经营。当改革开放启动，市场竞争日渐激烈，重针总厂等老企业落后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必然被市场抛弃。

　　重庆市社科院著名专家谢德禄专门为重针总厂写了一篇论文，分析重针总厂破产的原因和教训，谢德禄去年因车祸去世。记者在市图书馆查到这篇论文：“重针总厂依法治厂不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厂内盗窃成风，1984年至1986年发生的18起刑事治安案件，基本上系本厂职工所为……当家不理财，浪费严重，有的货款长期收不回来，无人问津，有的引进设备露天搁置多年，锈痕斑斑。”

　　■首席记者 刘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