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凤

　　我不打麻将、不跳舞，常让同龄人惊讶。其实我也不乏业余爱好：绘画、写作、打乒乓球。

　　1959年，容国团在25届世乒赛上夺得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1961年北京承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赛事——第26届世乒赛，如一阵阵春雷响彻国际体坛，推动了乒乓球运动在全国普及。还在读小学的我，课余也常和同学们在简陋的水泥乒乓球台上初学挥拍。

　　读中学时，有幸进入一所与市体委挂钩的学校，我进了乒乓球队，但外出参加比赛竞技状态不佳，教练曾老师建议我读徐寅生写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我结合比赛失利的经历，写成读后感交给曾老师。为鼓励我，校长宣布以学校的名义推荐到《重庆日报》发表。不久“文革”爆发，中国队被迫放弃了29、30届世乒赛。我到体校的梦也破灭了。

　　下乡当知青时，也没忘将学校发的“红双喜”球拍带上，只是聊作纪念而已。

　　一天在公社广播站转播的新闻中，得知毛泽东用小球推动大球——地球的“乒乓外交”促使中美关系解冻，我和知青点的同学们兴奋地议论了好多天。上大学后，课余依然爱打乒乓球，并代表学校备战市大学生运动会。毕业后到中学执教，繁忙的教学之余，仍常与学生和学校的体育老师在乒乓球台上一决高下。

　　近半个世纪，中国乒乓球队为祖国赢得了一百多个世界冠军，数度包揽了世乒赛和奥运会金牌，创造了笑傲世界乒坛，长盛不衰的奇迹。惭愧的是我业余打乒乓球多年，水平仍属业余，羞与国手们相比。欣慰的是增强了体质，从教30余年，从未因生病请假耽误教学。

　　近年因迁居，工作更忙没再打球，身体渐渐发“福”，于是每天抽空到一业余乒乓球协会练球。  

　　乒协会球友，有雄风不减、横拍削球的老将，也有球艺精湛、直拍快攻的小伙。互相学习，切磋球艺，相处和谐。第一天去练球时，发现以前的那块球拍不能再用，临时找邻居小孩借了一块球拍。还未上场，球友们纷纷拿出自备球拍给我用，并建议买一块与他们一样500元—1000元的新球拍为宜，我孤陋寡闻，瞪大眼睛问：“这么贵？你们个个都是大款吗？”他们全都笑了，说宁愿省吃俭用，也要买顺手、称心的球拍。业余球员的敬业精神，丝毫不逊专业运动员。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乒乓球队领队黄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争取包揽北京奥运会乒乓球赛四枚金牌。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球友们的心愿，纷纷相约赴京，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助威。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枚枚小小的银球，旋转出了聚合炎黄子孙的一种伟大情感，那就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神圣、照耀了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的爱国之情……